辽金元文学与社会生活·“野性”与“诗性”

辽、金、元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先后创建的王朝。它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三代的文学风貌与社会生活有很深的关系。

辽的祖先是契丹族，契丹的族源一般认为属于东胡族系，本于鲜卑。契丹族有个传说，认为自己的始祖发源于木叶山，并认为死后灵魂要归返黑山，而木叶山和黑山都是鲜卑旧地。契丹在辽水流域之北生息繁衍，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推进到辽水流域。据《新唐书》记载，在北魏时，主要活动在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一带。契丹是东北游牧民族之一，原来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后来转变为以车帐为家，逐水草寒暑而放牧。《辽史·营卫志》：“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游牧为主，狩猎为辅，骑马射雕，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会使契丹人具有勇猛剽悍的性格特点，有一种原始的“野性”。北宋诗人张耒的《寒猎》诗就是这种“野性”生命力的写照：“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弓力强。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

苏颂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出使辽国，作使辽诗30首，熙宁十年(1077)再次使辽，又作使辽诗28首，这些诗也生动地反映了辽国契丹族的生活特点和民族特性。引一首《契丹帐》来管中窥豹：

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这种草原上马背上的生涯既有“野性”的一面，也有“诗性”的一面。也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孕育出一种质朴的、民歌式的言说方式，野性与诗性其实是相反相成的。这在现存的辽代诗歌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所谓“弯弓射猎本天性”“慷慨歌谣穹庐曲”^①是也。

在社会生活上，野性与诗性有多方面的表现。首先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少数民族对政权权力的争斗在表现上可能是更为赤裸裸的，但也有它质朴的一面。也就是说，既有野性，也有诗性。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被立为太子，在辽太祖死后却被母后述律太后剥夺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为弟弟德光所取代。这位被废太子愤懑失望，率领数百人投奔中原后唐，被巡逻士兵捉回，但太后没有治罪，他又第二次出奔，这次成功，被后唐明宗赐名李赞华。这一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当事人的态度，无论是太子的执著还是太后的纵放，都体现了“野性”和“诗性”的两个维度。耶律倍是向往汉族文化的，《契丹国志》有云：“赞华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买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契丹国志》卷一四《东丹王传》)按说这是一个从兴趣爱好的文化倾向上背弃草原而投身中土的人，但他所留下来的《海上诗》却仍然体现出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既通汉文，又精契丹文。在这首诗里他用两种文字字形的巧合，表达了微妙的意蕴。因为“山”在契丹文字中是“汗”的意思，也就是“可汗”——君主。“小山压大山”当然就有“小汗压大汗”的隐喻微言了。契丹族过游牧生活，日常环境与山林原野亲近，故而“大山”、“小山”的喻体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故乡”不容就“投外国”的豁达表述，都相当鲜明地体现了契丹民族草原文化的“野性”和“诗性”。

再如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这位辽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诗人，“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辽史》卷七一《后妃传》)。她曾随道宗去伏虎林(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西北)行猎，道宗命皇后赋诗，萧观音脱口而出：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一位后宫的妃嫔，能吟出这样高瞻远瞩、风格豪壮的诗句，当然和其特殊的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契丹族的女性也是在游牧文化的氛围中生活和成长的，这种生活本身培育了她们性情气质的“野性”和“诗性”，是自幼“养在深闺人未识”，入宫后“玉颜不及寒鸦色”的汉族王室妃嫔不能比拟的，这些妃嫔自然也就写不出像萧观音那样铁板铜琶式的作品，而只会产生“团扇诗”一类柔弱婉妙之作了。萧观音后来被权臣耶律乙辛诬害致死，罪名是她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并以萧观音写的一首诗作罪证：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耶律乙辛说这首诗里包含了“赵惟一”三字，是二人有私情的铁证(这是对萧观音评价的一家之言——编者)。撇开事件本身的真伪和是非不说，这里面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民族生活因素，即契丹族的喜好歌舞音乐和在情爱生活方面比较开放的特点。

辽代还保留下来一些民歌民谣，同样反映了一些辽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内容，同时也染有浓郁的当地游牧畋猎的人文地域色彩，其“野性”与“诗性”也流荡在字里行间。如契丹民族有一首原始的歌谣《焚骨咒》：

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契丹比他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所咒词即《焚骨咒》。父母去世，以不悲哭为壮勇，天葬加火葬，以乞求父母阴魂保佑后代畋猎丰收为祝，这种民俗不是在“野性”之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吗?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时期，辽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天祚帝沉湎于声色犬马，所用臣宰也昏聩无能。当时国人针对天祚帝与四个昏聩高官作谣讽刺说：

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直。

语言质朴而幽默。有趣的是有人把这首诗报告给天祚帝，“天祚亦笑而不悟”(《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皇帝》上)，其昏庸之中其实也有一点“诗性”的流露。

辽代还流传下来一首民歌《寄夫诗》：

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从诗的口吻看，这是一个流落在辽国的与丈夫失散的女子，并不是契丹族人。但从“垂杨”和“山丹”的喻体，以及口吻态度于无奈中透露出的幽默和豁达，也曲折地反映出契丹游牧文化的浸染，“野性”突突，“诗性”盎盎。

这种“野性”和“诗性”在金源和元王朝的社会生活与文艺作品的关系中同样体现出来。

金是女真族创建的王朝，原本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文化上当然是落后的。女真人“以兵得国”(《金史·兵志》)，于1115年建立了金国，1126年攻克北宋汴京后才逐步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金史·本纪第一》：“金之先，出靺鞨氏……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女真(女直)人灭辽侵宋，当然是“马背上得天下”，其民族的“野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金人接受汉文化是非常迅速的，从太祖伐辽到大定、明昌四五十年间，金人就从“尚无文字”的原始状态进步到产生了颇为可观的诗歌作品。金人非常迅速和热烈地接受汉民族文化的浸淫影响，从“借才异代”到“国朝文派”，更多地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放在下一节重点论述。从体现草原文化的“野性”和“诗性”这一视角来说，清代人顾奎光对金诗的特点所作的概括耐人寻味。他编选《元金诗选》，从宋诗与金诗的比较出发，认为金诗 “雄健而踔厉，清刚而激越苍凉”。张晶评述说：“顾奎光的论证逻辑也很值得注意。他认为诗的发生在于‘心’，而诗的风貌(‘形’)则在于‘气’。以气质不同来说明诗歌风貌的差异……金诗的特质，在顾氏看来，很大程度是来自于这种由地缘关系而产生的诗人气禀的。”(《辽金诗史》第177页)“顾氏顺理成章地说明了金诗‘雄健清刚’的整体特质与其环境、地缘、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金源据有北方之并、幽、燕、冀，与南人相比，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又感于兴亡黍离，所以形成了慷慨苍凉、清刚雄健的整体特色。”(《辽金诗史》第179页)这里所谓“地缘关系而产生的诗人气禀”，其实也就是一种“野性”和“诗性”相交织的气质。

金国诗坛以汉族诗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汉族诗人的作品也沾染了一些草原文化的气息。但更能凸显草原民族“野性”和“诗性”的是少数女真族诗人留下的诗篇。其中海陵王完颜亮的诗特别有代表性。完颜亮既是一代枭雄，又是一个残忍的野心家，“雄心”和“野心”本来是难分彼此的。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载：“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以扇喻人，不甘人下的龙潜之志跃然纸上。他做藩王时写的一首《书壁述怀》也很有特点：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

张晶评点得不错：“真是名副其实的‘述怀’!尽管诗中以‘蛟龙’为喻，实际上差不多是直抒胸臆了。诗人自比为不可一世的‘蛟龙’，时机未到时，暂时雌伏，与‘虾蟆’(一般的小人物)混和一处;待一旦‘头角’养就，就要威加海内，做一番震天动地的大事业。诗人的野心是不可掩抑的。这里没有什么 ‘含蓄蕴藉’，几乎是直言其志。这是与汉诗的传统不相吻合的。汉诗讲究含蓄，尽管也有一些直抒胸臆之什，也不同于此诗的雄犷粗戾。”“读完颜亮的诗词，感到一种生命的强力迎面而来，带着女真人的朴野雄鸷的原生态之美。在金诗之中，要直接感受到这种强悍刚猛的气息，并不是很多的。这些诗词给诗史吹进新的生命，它们也许是没有经过精雕细琢，没有那么细腻、熨帖，但它们裹挟着塞外的雄风而来。也许很难全然以善恶之类的伦理价值观来衡量它们，但它们是一种强力的美。”(《辽金诗史》第456、461页)这种“朴野雄鸷的原生态之美”、“强力的美”，也就是草原民族地缘风俗和社会生活陶冶出的人之 “野性”与“诗性”的双重奏。

元朝的情况就更有典型性了。“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的元曲(杂剧与散曲)就是“元代的时代徽章”。其中洋溢的野性和诗性是社会生活的直接投射。周月亮说：“他们身上的野性是不可能用儒学的道理来理喻的，他们的经济基础是马，上层建筑是酒，他们通行的精神状态就是酒神精神状态。酒催化了生命的极限，宁可粉身碎骨也要快快乐乐。酒醉的状态使他们飘飘欲仙，使他们永葆纯真，拥有良好的个性张扬的心境。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原始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保留着浓厚的野性思维的特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比兴式、民歌化的言说方式。”(《大俗小雅》第1页)“游牧族的活法天然奉行 ‘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大俗小雅》第5页)“蒙元的生活方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狂欢化’。元代宫廷和民间每年四季的节日庆典，比传统的汉族习惯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一大块，尤其是宫廷生活一年有一半在上都度过，极尽狂欢之能事。譬如，九月迎接皇帝回城，皇帝从上都启程之日，大都的官员就在建德门、丽正门‘设大茶饭，谓之巡城会’，开始等待接驾。皇帝入城这一天，各级官员，诸色人等，数十万人‘欢迎’，庞大的入城队伍到黄昏时甚至到晚上才能进完。各种排场不用说了，仅京城街坊的买卖就得繁华一阵子。皇帝回宫后，设大茶饭十天，再开庆祝的宴会……蒙古人喜欢音乐歌舞，在举行重大庆典和宴饮时少不了奏乐、舞蹈。军队出征、使团出行都少不了艺人随行，更不用说皇帝巡幸了……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第一的元代大都市有大都、杭州，除了都市，一般的城市、城镇的经贸都比宋辽金发达，颇有点国家资本主义的劲头……元朝是个很商业化的国家，于是伴随着商业而生的娱乐业极端繁荣。明人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长之谓套，短之谓令，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传统的‘执红牙板’吟唱诗词或清曲已不能满足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于是杂剧勃兴。”(《大俗小雅》第12-13页)蒙古人这种“活法”是颇让人羡慕的，不服兵役，赋税交得很少，丰衣足食地过太平日子，整天就是唱歌跳舞编剧演戏，还有比这更充满“诗性”的生活状态吗?这就是所谓“从气质上说，蒙古人具有人文的下限的极端特征：善感性，更浪漫，更有所谓的诗性——人文意味”(《大俗小雅》第126页)。这种“野性”和“诗性”在元杂剧及元散曲中得到了最淋漓酣畅的艺术实现，产生了 “浪子——隐逸——斗士”三位一体的元代特殊的人文风貌。这些，后面再展开论述，这里暂且打住。

总之，草原民族的“野性”与“诗性”，在辽、金、元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文学艺术创作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进而画出了与汉民族迥异的文化风景线。

注释

① 张晶《辽金诗史》第23、2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