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辽金文学与宗教、哲学·辽代佛教与文学

契丹族的佛教信仰是在灭金的过程中接受并逐渐兴盛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天显二年攻占金之渤海郡，徙当地僧人崇文等50人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建天雄寺安置。此后佛教信仰逐渐在帝室及贵族中流行。到太宗取燕云十六州后，由于这一代盛行佛教，因而促进了辽境内佛教的兴盛。

辽佛风之盛，上至皇帝、贵族，下至百姓，纷纷奔趋信奉。辽圣宗建佛寺，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刻石经;兴宗皈依佛教，铸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召名僧入宫说法，宠以官位; 道宗通梵文，精佛学，并好建佛塔。贵族、权臣、富豪则多施舍田地、庄园、民户给寺院，成为寺院经济的坚实后盾。如辽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就舍其在南京(今北京) 的私宅建大昊天寺，并田百顷、民百户。而百姓则用结社的形式支持和参与佛事，其组织称作 “邑社”。

辽代佛教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刻，可以从对民俗的改变来认识。《辽史拾遗》卷二四引《西神脞说》云：“辽时燕俗，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之佛妆。宋彭汝砺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臂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此诗今存彭汝砺《鄱阳集》卷一二。且辽人取名，多用观音奴、文殊奴、三宝奴为小字，辽道宗宣懿皇后即名萧观音。

当然，与我们的话题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是文人与佛教的关系。在佛风如此之盛的时代，文人自然读佛书、研佛理、精佛学，这从现存的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如果要取一典型例证的话，则《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可让我们充分认识这一问题。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下录此碑，附记云：“丙戌仲夏，同年嘉定钱竹汀学士示余辽碑一通，乃纂修《热河志》时从塞外檄取者。”言其碑额题“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记”十字，后款“大辽寿昌五年九月十六日建”。有记：“学士云：热河附近八百里石刻搜罗殆尽，辽诗唯此一碑。君向辑《辽诗话》未采，故以畀君。”按钱竹汀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今人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引《蒙古游牧记》云：“石观音像在朝阳县南境之天庆寺。像高七尺，围五尺二寸。辽沙门智公所造，首唱胎字韵诗二章，自郑若愚以下，和者二十四人，勒石寺中，今尚存。诗不甚工，书颇古劲。”此碑所载题诗者，除首倡沙门智化为僧人外，和者24人，只有最后2人为僧人，其余22人，全部为在朝文人士大夫，如兵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政事郑若愚、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政事韩资让等。其中观书殿学士、翰林学士行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马元俊诗云：

天庆寺前一片石，造就观音神在哉。八万由旬妙高首，三千世界明月胎。潜救众生苦恼去，默传诸佛心印来。十首新诗赞功德，等闲难继贯休材。

此诗当然算不得上乘之作，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普遍接受。

辽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人作品中的禅悦或佛观，一方面表现为僧人创作的兴盛。前一方面，文人作品表现佛理禅观，在佛风极盛的时代自然是普遍的。《中州集》卷九载：王枢字自慎，良乡人。辽日登科，仕金为直史馆。其《三河道中》诗云：

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闲。不须更读元通偈，始信人间是梦间。

此诗颇有禅趣。辽僧人诗作，当以寺公大师《醉义歌》为代表。此诗原以契丹文创作，原作不存，今有耶律楚材汉文译本，载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楚材序云：

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有《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庶几形容其万一云。

诗的开头一节云：

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辗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儿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麴。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 愁肠解结千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

此写清晨愁坐到饮酒后的飘飘然。后边一段写醉中的感觉亦极佳：

一杯愁思初销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

尽管耶律楚材“可与苏、黄并驱争先”之说过于溢美，但对此诗风格等的评价则是准确的。这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何况出自一位契丹族僧人之手，并且又是经过了转译的。辽文则多为浮屠氏作，翻开陈述所辑之《全辽文》，寺碑、塔铭、经幢记、为佛事而作之疏引等，占据了很大比例。当然，这些大多算不得文学作品。故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