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代文学·辽代的神话传说

辽代的神话传说比较丰富，但大多是具有政治创造目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崇拜或者英雄史诗。最著名的传说就是青牛白马和三祖三变的传说，那是契丹民族的创世纪，也是民族源流的发展过程。此外还有大量的神话故事，记录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梦幻和理想，其特点是针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往往都有相应的神话传说。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在写到辽太祖建国问题时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太祖曰：‘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吾犹蛇，儿犹龙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为了确立耶律阿保机的正统地位，奉天承运，曷鲁显然编造了一通彼此心照不宣的英雄出世的政治神话，以表示君权神授。原始的神话主要表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圣经》和中国原始的神话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而政治神话主要表现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虽然带有原始神话的原形，但更多的是功利性质，因而也是民族心理文化的体现和反映。政治神化在北方民族当中也具有悠久的历史。被辽代灭亡的扶余原来是一个比较发达的部落政权。《翰苑番夷部》说，扶余国王出巡，侍儿于后怀孕，王怒，欲杀之。侍儿说，天上有气降到我身上，囚之。后生一个男孩，放到猪圈，猪向孩子吹气，不死，又放到马圈，马也如此，所以王不敢杀，是为东明王。国王讨厌东明王善射，因此要杀他，东明王在逃跑的过程中用弓箭击水，水中的鱼虾龟鼋搭成桥，让他过去，于是夺取天下称王。这个故事很像《诗经》中记载的公刘出世，二者可能还有一些关系^①。

《契丹国志》卷二引《纪异录》云：“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后至幽州城中，见大悲菩萨佛像，惊告其母曰：‘此即向来梦中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在辽太祖时代，三教之中，强调以孔子为先。辽太祖死后，佛教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力增大。辽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辽史》卷三，中华书局)。辽太宗将佛教和对祖先的崇拜、政治军事行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政治神话，从而奠定了辽代多种崇拜融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这个故事在《辽史·地理志》中有另一种版本：“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仗，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异之。”不同的版本有着不同的含义。石敬瑭与耶律德光互相勾结，所以借梦、借辽代崇佛来达到政治目的，所谓师出有名。神话中不断出现动物形象，显示了北方神话的风格。这些动物的安排相信也有特别的文化内涵。但是神话显然不完全是自然崇拜和英雄史诗，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涵。《契丹国志》卷二引《纪异录》《辽史·地理志》在说到辽太宗将死栾城时以谶应方式，是天道冥合。这段神话显然出自民间，并不是太宗的编造，但和太宗自己编造的神话应当说具有承续关系，显示了神话连续性的特征。如果说前者是奉天承运的政治宗教，而后者则是政治宗教的神秘化。《辽史》卷一一○《奸臣传》在说到奸臣耶律乙辛出世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契丹人把一些有突出或者非常业绩的人看成是异常的人，而凡是异常的人就予以神化。这种万物皆有灵的契丹原始宗教文化，就是契丹神话产生的文化基础，与中原神话又传承相似。

神话由于它的虚幻特点，因此有时可以随便编造，在一些细节上显然和封建迷信发生交合。《辽史》卷一○八记录方士耶律乙不哥的行为说：“尝为人择葬地曰：‘后三日，有牛乘人逐牛过者，即起土。’至起，果一人负乳犊，引牸牛而过。其人曰：‘所谓牛乘人者，此也。’既葬，吉凶尽如其言。又为失鹰者占曰：‘鹰在汝家东北三十里泺西榆上。’望求之，果得。”这样的方士(阴阳先生)创造的神话具有及时但不完整及欺骗的特点，一般被斥为封建迷信，而阴谋手段与事件的偶然性为这些神话提供了实践支持，愚昧和求知的欲望为之提供了市场。实质上，迷信不少是一种民间宗教性质的神话。

注释

① 见金毓黻编《辽海丛书》第2516页,辽沈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