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文献·元代文学的文献·元代戏曲文献

元代的戏曲文献即元杂剧和元南戏文献。戏曲在元代成为一代之辉煌，其文学剧本也就成为有元一代代表性的文学。但是元朝当代对戏曲文献却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整理，使得戏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南戏文献大量散佚。已知的元杂剧剧目有六百种左右，而现存的剧本则只有二百种左右，可见散佚之严重;南戏的情况就更惨，已知的剧目有二百三十多种，而现存的剧本则只有十几种。

元朝当代没有一部杂剧总集，现存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乃后人编辑命名。明初官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这27卷中共收戏文33种，按照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说法，“《永乐大典》之戏文，与其他文献所见之戏文，似多为元代之作”，这33种应该视为元代戏曲文献。《永乐大典》也收录了大量元代杂剧作品，仅收录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乔吉所谓“元曲六大家”的杂剧作品就有23种之多。与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决不收元代戏曲相比，应该说明人对戏曲文献是相当重视的。然而《永乐大典》散失了，这也是戏曲文献的一个损失。明人在戏曲文献的整理上可谓功绩卓著，明中叶以后，有一大批元杂剧的总集刊本和抄本出现，如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龙峰徐氏的《古名家杂剧》、息机子的《古今杂剧选》、臧懋循的《元曲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以及《古今名剧柳枝集》、《古今名剧酹江集》等等。明人的这些整理，为20世纪的戏曲文献整理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清人在戏曲文献的整理方面则无甚建树，今可列举的成果，仅有黄丕烈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及《待访古今杂剧存目》和黄文旸、管庭芬的《曲海目》《重订曲海目》，而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明清之际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批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无疑是明代学术的延续，黄丕烈《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也与明代学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明代文化世家之后的钱曾(藏书处之一，名也是园)收藏了脉望馆抄校杂剧，才会有黄丕烈《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如此说来，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清代戏剧文献整理成果，只剩《曲海目》和《重订曲海目》了。而《曲海目》的出现，其原初动机则是修正戏曲中的“违碍”文字，《曲海目》不过是其副产品而已。

20世纪的元代戏剧文献的整理，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20世纪的元代戏剧文献整理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戏曲剧目的考订和戏曲目录的编制。成果如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徐调孚的《现存元人杂剧书录》、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董康与北婴(杜颖陶)的《曲海总目提要》《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李修生主编的《古典戏曲剧目提要》和邵曾祺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基本上弄清了元杂剧创作和剧本留存情况。二是总集的编辑。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和十二卷本《全元戏曲》这样规模宏大的戏曲总集和《元曲选外编》。三是别集的编纂整理，元人杂剧原无一人有别集行世，人们将《西厢记》这类独立成书流传的作品视为元杂剧别集; 今人为一些元剧家辑录了杂剧别集，如关汉卿、白朴(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乔吉(李修生、李真瑜、侯光复编《乔吉集》)、郑廷玉(颜慧云等《郑廷玉集》)、马致远(傅丽英、马恒君《马致远全集校注》等多种整理本)、郑光祖(冯俊杰《郑光祖集》)、石君宝(黄竹三《石君宝戏曲集》)等。其中仅关汉卿一人剧作，就有民国时无名氏辑《关汉卿八种曲》(国家图书馆有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关汉卿戏曲选》、吴晓铃等编《关汉卿戏剧集》、张友鸾等编《关汉卿戏剧选》、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关汉卿戏剧集》、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等多种。这在杂剧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四是剧本的校勘注释。多数元杂剧剧本有了校注本，有的出版了多种注本，如《西厢记》等。《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版了多种校勘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元曲选校注》这样重要的成果，《全元戏曲》的校勘也是很精审的。五是研究资料汇编，出版了多种研究资料汇编专书。六是辞书工具书的编纂，如语词类工具书《元曲释词》，专业类工具书《元曲大辞典》《元曲百科辞典》等，都是重要的成果。

南戏的主要文献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和钱南扬辑《宋元戏文辑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