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诗道

古代诗学概念。内容涉及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或规律的问题。语见中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以叹息也。”其《诗议》又云：“且夫文章关其本性，……巧拙清浊，有以见贤人之志矣。抵而论之属于至解，其犹空门证性有中道乎! 何者?或虽有态而语嫩，虽有力而意薄，虽正而质，虽直而鄙，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中唐以前，人们论诗多重儒家“诗教”，而罕见“诗道”之说。以“诗道”论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自皎然始。皎然也曾谈及“诗教”，但多继承前儒之见而少有新意，而论及“诗道”，则作出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皎然之前，如初唐陈子昂《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所称文章之“道”，包括了诗歌创作在内，但其“道”的内涵，偏重政教治化，而缺乏纯粹的审美意蕴。而皎然用“诗道”来概括诗歌的艺术本质规律，则是受佛学启发而提出，其内涵以审美意蕴为主。《诗议》所称诗之“中道”，即来自当时的佛教学说，指脱离“两边”(两个极端)的不偏不倚的道路或观点方法。如果撇开其复杂的宗教内容，则可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完满本性，或指认识事物的正确方式、方法或途径。皎然把这一佛学概念引以论诗，赋予新的内涵，使诗的审美特质获得了理论升华。所称“诗道”突破了儒家传统观念，至少具有以下两层涵义：一是指诗歌自身所独具的完整本性或本质，二是指诗歌创作和欣赏中进行艺术思维时的审美把握的辩证方法。皎然认为“诗”是自性完满的特殊事物，其尊贵可冠于儒家六经之首，居于道家的众妙之门，直探佛家的“空王之奥”。但是诗又独立于三家之外而自有其独立完美的本性。其《诗式序》又进一步把诗的艺术特质表达得更具体更明确：“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这里也包括了他对诗歌创作艺术思维规律的见解。因而他在《诗式》《诗议》中几乎不讲风化或“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观念，而是全面地论述了诗歌艺术诸因素，和艺术思维中主体、客体及载体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如意象与境象，体德与作用，才情与识理，苦思与神会，典丽与自然，以及巧与拙，清与浊，动与静等等，都在他所称“诗道”的涵盖之中。因此，其“诗道”指的是诗的特殊艺术本质或其审美创造的特殊规律。中唐时以“诗道”论诗的还有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这同样超越儒家传统的“言志”“教化”说，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创造的意境之美和特殊规律。以“诗道”来概括审美中心的诗学体系，便同以儒家传统的“诗教”为中心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唐以后，对“诗道”理论作出重要发展的是南宋的严羽，其《沧浪诗话·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诗道如是也。”以“妙悟”论“诗道”，把中国古代审美中心论的诗歌美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详见“妙悟”条)。严羽之后，以“诗道”论诗者渐多，又从各方面扩大和深化了它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