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书名、宗旨、写作过程

我先讲《史记》的书名、宗旨和写作过程。从《史记》的发生学讲起，再讲《史记》的文化学和文章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大写的大书。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司马迁以前，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一本书，诸子书中，《老子》五千多字，《孙子兵法》六千字左右，《论语》一万三千来字，《孟子》三万四千字左右，包括《庄子》《荀子》《韩非子》，也就六、七万字，十余万字。就史书而言，《春秋》约一万八千字，《左传》是先秦最长的一本书，十八万字。《吕氏春秋》是集体写作，二十余万字。司马迁一个人写了五十二万字，在当时，没有大的魄力、没有大的智慧和才华，是写不出来的。别看现在的鸿篇巨制很多，放在先秦两汉这个背景下，它就是一本很大的书。这本书长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态。中国的书，对中国人的影响，除了《论语》，很难找到第二本书，有《史记》对我们影响这么深。我们现在老讲诸子影响很深，其实，《史记》的影响不在他们之下。

《史记》是了解中华文明的一部必读书，它起码有三个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典范：第一，《史记》是中国正史的典范，它建立了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就像如来佛的五个手指一样，我们历朝正史的体例，都没有跳出它的手掌心，也就是纪传体的正史范式。这一点，影响是很深远的，可以说，我们历史的脉络是司马迁给我们埋下来的。第二，它是中国文章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以后，历代古文的写作都追随《史记》《汉书》，史、汉是它们的标本，如果没有《史记》的榜样，就没有韩、柳、欧、苏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章的模样，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三，它是中国人物行为的典范，全书写了四千多人，其中，写得最生动的，大概有百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智能、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选择。所以，我觉得，《史记》写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久远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把它放到模塑中国精神这么一个高度去认识。

《史记》过去叫《太史公书》，用司马迁自己和他的父亲官名的尊称去命名这本书，这遵循着先秦诸子用其姓氏命名其书的惯例，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和他们一样，用“太史公”来命名，所以，《史记》蕴含着诸子写作的情结。司马迁自觉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过去编《四库全书》时，就把“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放进子部，所以，司马迁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诸子写作的精神追求，他保留着一些先秦诸子的作风。《史记》以后的正史，这种思想家、文学家融在一起的自由写作的风度，几乎消磨殆尽了。我们说，中国正史是《史记》奠定了基础，而真正的规范化是在《汉书》，所以，后来史学家对《汉书》评价很高，那是因为它规范化了。

历代史书最具诸子风采的，当推《史记》。正因如此，班固批评司马迁有“三蔽”，也就是三个短处，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有问题，说他不是儒家的体系，而是黄老的体系。“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司马迁在社会体制上，追求游侠的功绩。“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批评司马迁的财富论，也就是他的经济思想。这所谓的“三蔽”，后来的史家都没有做到，认为是司马迁的弊端，实际上它就是先秦诸子思想自由的遗风。《史记》书名的确定，是东汉晚年汉桓帝时期的事了，这有碑刻的文字记载，经过二百余年的沉淀，才把它定名为《史记》。我们看“史记”这个词就知道，“史记”过去是一个通名，比如诸侯史记、各国史记；又比如，孔子到洛阳去之后，论史记旧文；《孔子世家》里面也讲，他因鲁史记做《春秋》，等等。到这个时候，“史记”就变成《太史公书》的专名了，历史书的通名变成专名。这就像孔子说的话，叫做“子曰”，“子”本是对有德行的男子的尊称，后来这个泛称变成孔子的专称，其他人只能加上姓氏，使用“孟子曰”“荀子曰”“韩非子曰”了。唐弢写书话，创造了一种文体形式，后来“书话”一名，就成了“唐弢书话”的专称，他的书名就叫《书话》，后来叫《晦庵书话》，对一种写作方式，打下了很深刻的个人印迹。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搜集、积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马迁在四十二岁到五十五岁，用十四年时间写成的，这是“十年磨一剑”的投入自己生命的力作。《资治通鉴》前前后后写了十九年，而且司马光在洛阳搞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室，带了三个职位和辈分比他低的历史学家，先搞材料的长编，他本人又做了许多考订，自己动笔结撰，用了十九年的苦功，才算告成。司马迁写《史记》，接触到后人难以接触到的许多文献材料，这是他得天独厚之处。按照汉武帝时候的制度，“天下郡国文书，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诸侯国或者郡县上来的文书，先呈报太史公，副本才交给宰相，以致到了东汉时的卫宏，说太史公比宰相的官还大，那是不对的，太史公是个下大夫，下大夫也就是现在处长、司长之类，是九卿之一的太常下面的一个官职，相当于七品官员。由于他处的位置非常关键，专管文书档案材料，历史材料来源是很丰富。我们后世的学者，尤其是疑古派学者，往往低估了太史公，比如说，考证《老子》，司马迁明明写老子在孔子之前，到民国年间，疑古学者非要考证出《老子》在庄子之后，甚至是《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之间的作品不可。郭店楚简一出来，这个战国中期的墓里出土三个版本的《老子》，作为民间私人写作的《老子》从写成传播到这时，没有近二百年的时间不行，可见《老子》是春秋晚年的东西。又比如钱穆先生，令人尊敬的钱宾四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考证《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得“《孙子兵法》乃孙膑所作”的说法不攻自破。司马迁以朝廷藏书作“名山事业”，网罗文献而呕心沥血，其“信史”追求无可怀疑。我们不讲细节，细节上，经一个人之手写这么大的一部书，有一些毛病是可能的。但在大的历史框架和重要关节上，太史公是不会掉以轻心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司马迁搜集材料和处理材料的方法，调动了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大体采用了四种材料，一是皇家图书馆的古籍，当时的简帛和全国汇集来的遗文古事。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已经具有把古文献当做专家之学进行处理的能力。应该强调，这种专家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它能有效地对浩繁的材料进行钩沉发微，辨伪择善，组合贯通。司马迁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就是搜集丰富的古籍文献，以杰出的专家能力，进行比勘、衡量和取舍，对其中的差异错杂之处加以协调和整齐，形成一个可靠、清楚、浑然一体的史学体系。

第二种材料来源，就是司马迁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他二十壮游，几年间跑了几万里路，在全国各地调查民间的传闻和考察历史的遗迹。以实地调查，印证和补充文献记载及其不足。所以，太史公对人文地理了然于心，写战争的攻防态势，军队的调动路线，在地理方位上，毫不含糊。就连考察各省山川形势，“足迹半天下”，于地理民俗了如指掌的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推崇《史记》的叙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司马迁不仅从民间实地获取材料，而且获得民间思想，改造了历史写作的形式。比如说，韩信的胯下之辱、漂母赐饭，这是小孩子的事情，小孩子钻裤裆，或者，小孩子饿了，河边漂洗衣服的老太太给他饭吃，这些故事，过去的史书中很难写进来的。在司马迁的眼光中，民间生活支撑着、影响着人生轨迹，进而支撑着、影响着历史进程。韩信封为楚王后，受恩必报，赐给漂母，就是那个漂洗衣服的老太太一千金；韩信又不念旧仇，册封曾经让他钻裤裆的少年为楚中尉，当时楚中尉是诸侯国中俸禄二千石的军事长官，成为自己手下最重要的将军。韩信小时候很贫穷，把他的母亲埋葬在高敞地，旁边可置一万户人家。这些资料，是司马迁壮游时，在淮阴采集的。就连陈胜、吴广的事迹，陈胜种地时所发的感慨，他动员揭竿而起时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实地采访所得。现在到安徽宿县的涉故台，还可以看到鱼腹藏书湾，篝火狐鸣处。这些来自大地的材料，把司马迁与民间道义和情绪，连在一起了。不仅材料来自民间，他的历史观也因此带有深刻的民间性。

第三种材料来源是国家档案馆的收藏，也就是采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类档案材料，在后来历代王朝动乱和兴亡中，多被焚毁，不然太史公看到的这些简帛埋入地下，现在也成了出土文献了。

第四种材料是从朋友，尤其是当时的王侯大臣的后人，或者事件的经历者那里获得的。这就像我们搞现代小说史一样，小说家本人或者他的后人还存在，只要用心，是可以获得一些还带着体温的材料的。司马迁采访了王侯将相的后人。在汉初封的列侯里面，沛县出来的就有三十二个，刘邦后来把政权交给吕后，是有道理的，他爱江山不爱美人。实际上，刘邦跟戚姬的感情最深，戚姬和他一块随军转战，但是，江山交给戚姬是不行的，当时樊哙都要杀戚姬，戚姬是压不住当年拉竿子上来的这批侯爷的。而且这些侯爷，都不太懂规矩的，像屠狗的樊哙，还有赶车的夏侯婴，卖布的灌婴，作刀笔吏的萧何、曹参，这些人都是跟刘邦在丰、沛这个地方起事的，附骥尾而封侯的人物。司马迁到了丰、沛，或者在长安采访这些侯爷的后人，很多“高祖功臣”攻城略地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在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交往中获得的，这在《史记》列传的论赞里都交代得很清楚。

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接近传说中大禹治水凿开的黄河龙门山，因此，他的学问又称“龙门史学”。对《史记》撰述的思想情调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生大事，也就是他人生的坎子，有两个最为关键，一个发生在三十六岁，一个发生在四十八岁。三十六岁时，也就是汉武帝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当时司马谈在洛阳病危，司马迁从出使的云贵川赶回，接受临终遗言。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说，我死后，你必然当太史官，不要忘了我们所要写的著作，要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之大者。司马谈还说，孔子作《春秋》，至今已四百余年，史记放绝，我很担心“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当时，司马迁满脸泪水，信誓旦旦要把它完成。所以，《史记》是司马谈父子生命的结晶，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宗旨。

第二个人生坎子，四十八岁时，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被匈奴八万大军包围，鏖战十几日，杀伤万余敌兵，但李广利和老将路博德的援兵未至，遂降匈奴。司马迁当过李陵的同事，当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兵败降敌出于不得已，还说李陵想寻找机会报汉，为他辩解，这事当时也就过去了，一年之后，汉武帝以“诬上”罪给司马迁处以宫刑，这是奇耻大辱的一个刑罚。本来汉武帝时有赎刑制度，比如“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古代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墨就是在脸上刺字，劓就是割鼻子，剕就是砍脚，宫刑，还有大辟就是杀脑袋。宫刑是第二等重刑，据我初步考证，司马迁要赎他的罪，需要缴纳大辟的百分之六十，即三十万钱赎金，相当于三千六百石粮食，当时的石比较小。太史公是中级官员，官俸一年有六百石，需要六年的薪俸，不吃不喝，才能赎这个罪，相当于现在百万以上的赎金。他没有当过可以“刮地皮”的州郡大员，没有当过可以劫掠或受重赏的将军，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过去的朋友也不搭救，左右亲近不给他说话，陷入如此奇耻大辱的悲痛中。所以，《史记》中对世态炎凉的悲愤情绪，处处可见。这就使司马迁重新理解生命，酿成浓郁的发愤著书的情绪，他说“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生的坎坷，作为一种发愤著书的内在气质，弥漫于《史记》的字里行间。

由于具有这种生命体验和历史了悟，再加上他的旷世天才，所以，司马迁写的《史记》被鲁迅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更愿意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十几年前《光明日报》曾经让我开列十部最喜欢的书，我把《史记》列在第一位。更有意味的，是可以从《史记》中寻找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某些原型（archetype）。比如，讲尊师，也许想到张良的圯桥进履；讲重才，也许想到萧何追韩信；讲忍耐，可以想到韩信的胯下之辱；讲信义，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诺千金。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国。勾践的卧薪尝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范蠡的扁舟五湖，蕴含着何等的意志、决心、气节、豪情和潇洒。再如焚书坑儒，指鹿为马，项庄舞剑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包含着多少残酷的权术和悲哀的命运。人们寻找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多从经子典籍着眼，其不知史书也以历史的残迹在编织国民精神的网络！所以，我认为《史记》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影响，除了《论语》记录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部书，有它影响这么深，其影响不在老、庄、孟、荀之下。当然，知识分子可能受老庄影响多些，但从整个民族来说，在铸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史记》所讲述的一系列“中国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