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史诗研究

在西方史诗是一种古老而重要的诗歌类型，而在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绝大多数作品是篇幅短小的抒情诗。因此每当中西文学比较时，史诗问题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史诗。匈牙利学者杜克义(Ferenc Tokei)虽然持否定意见，但提出了哀歌(他指的是屈原的作品)说。他认为，史诗是一种客观描述外在世界的诗型，抒情诗则纯属个人，尤其是诗人自己。在两者之间，有另一文类——哀歌存在。中国古代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的发展，而反对家长制的伟大诗人既要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不放弃创作史诗的宏伟意愿，因此形成了哀歌文类。它应有一定的史诗广度，否则就只能成为讽刺短诗;还应以思考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思考也便谈不上哀歌(《中国哀歌的起源》，布达佩斯，1959)。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从中国特有的英雄主义精神，看到一种别样的史诗，这就是古老的厌战尚文精神。他说，“在《诗经》诸篇(按：指《大雅》里的五篇诗歌)中，一系列史诗事件含有开创神话(a cre-ation myth)，还含有关于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Weniad)。”文王上承后稷，重农桑而尚文化，从不怒而即战;其英雄主义表现为以德、以柔治理天下，为民垦殖，敬奉先祖。武王伐纣是“文王史诗”的高潮，他一怒之下，铲除了暴君。可见周王之怒有所不同：文王在柔，武王在刚。但武王之怒仍是文王勇武精神的继续，其志在于安民。灭商后，他返回旧都，命令倒置干戈，纵马放牛，以示不再征战。周代的英雄主义包含着悔战之勇，视兵者乃凶器之勇。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咏战诗往往不提兵刃相搏、血肉横飞的实战情况，有时则用食腐之鸟(如汉乐府《战城南》)来透露战争残忍的消息(《英雄主义》，载《从仪式到寓托》，香港，1988)。他还就这些《大雅》诗篇作了中西比较：“一如《埃涅阿斯纪》，中国史诗也把一个王朝的命运当作基本主题。它同样集中描述先祖之迹，以文王的超凡魅力为高潮;这位帝王亦如埃涅阿斯那样卓然超群地覆行他的职责……。‘文王史诗’既是诗歌叙述，同时又是百科全书，旨在通过记录开国者的事迹，为周代社会建立永久的名声和精神气质。”(《史诗》，出处同上)不难看出，海外学者在严格使用史诗定义时，又从语言、哲学、思想、宗教等文化层次提出问题，深化了对史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