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学个人化和学术群体化·儒林列传》鉴赏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①学官之路，未尝不废^②书而叹也。曰：嗟乎!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③而礼乐坏，诸侯恣^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⑤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⑥《诗》《书》，修起礼乐。适^⑦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⑧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⑨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⑩博，后世学者多录⁽¹¹⁾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¹²⁾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¹³⁾遵夫子之业而润色⁽¹⁴⁾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¹⁵⁾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¹⁶⁾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¹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故孔子在陈，曰“归⁽¹⁸⁾与归与! 吾党之小子狂⁽¹⁹⁾简⁽²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²¹⁾之”。夫齐鲁之闲⁽²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蓺⁽²³⁾，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²⁴⁾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²⁵⁾，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²⁶⁾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²⁷⁾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²⁸⁾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²⁹⁾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³⁰⁾儒学，而上亦乡⁽³¹⁾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³²⁾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³³⁾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³⁴⁾民以礼，风⁽³⁵⁾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³⁶⁾焉。故详⁽³⁷⁾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³⁸⁾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³⁹⁾也。古者政教未洽⁽⁴⁰⁾，不备其礼，请因⁽⁴¹⁾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⁴²⁾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⁴³⁾上，仪状端正者，补⁽⁴⁴⁾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⁴⁵⁾，诣⁽⁴⁶⁾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⁴⁷⁾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⁴⁸⁾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⁴⁹⁾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⁵⁰⁾，文学掌故补郡属，备⁽⁵¹⁾员。请著⁽⁵²⁾功令。佗⁽⁵³⁾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

〔注释〕 ①厉：磨砺。②废：放下。③微：衰落。④恣：放纵。⑤闵：同“悯”。⑥次：编订。⑦适：到。⑧以：因为。⑨干：求见。⑩指：同“旨”。(11)录：采用。(12)绌：通“黜”，废弃。(13)咸：都。(14)润色：发展。(15)王：称王。(16)归：归附。(17)起：源起。(18)归：回去。(19)狂：狂放。(20)简：倨傲。(21)裁：调教。(22)闲：通“娴”，娴熟。(23)蓺：同“艺”。(24)为：担任。(25)首：首位。(26)遑：空闲。(27)颇：略微。(28)任：任用。(29)进：出仕。(30)明：阐明。(31)乡：赞同。(32)延：延请。(33)悼：悲痛。(34)导：启发。(35)风：教导。(36)愍：痛心。(37)详：详尽。(38)与：给。(39)原：根本。(40)洽：广博。(41)因：依据。(42)复：免赋税徭役。(43)已：同“以”。(44)补：补官。(45)偕：一起。(46)诣：造访。(47)籍：登记。(48)下：颁布。(49)秩：俸禄。(50)属：下属。(51)备：齐备。(52)著：写。(53)佗：别的。

鉴赏：

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四库全书》把“经”放在首位，就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而这一领域是在汉代由儒生群体奠定的。儒学自孔子以来虽然所走过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是在其诞生地鲁国及其毗邻的齐国一带却相沿不废，具有坚韧的文化生命力，传文中提及的汉代经学大师及其有成就的弟子也大多为齐鲁间人。这说明汉代儒学的复兴乃是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恢复和弘扬。司马迁用深邃的眼光，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阐明了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勃然兴盛的原因。正是这一因素，直接导致汉代经学的繁荣和发展。

秦焚书坑儒，典籍凋零。汉代从文景时期展开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博士们使用的经书本子是用汉代的隶书所写，此乃为今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古典文献。这些新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故统称古文经。经过朝廷和儒生有意识的整理和挽救，除《乐》经已亡外，其他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得以流传。汉武帝遂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流派。这是一整套关于儒家经学教育和朝廷官吏选拔的方案，其中不仅包括教育方针及选拔条件，而且包括考核方法与修业期满后的分配等一系列措施。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

五经博士设置后，五经成为士子必读的崇高经典。汉代儒生们便以传习及解释五经为主业。经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政治家公孙弘的努力及众多今文经学儒生的阐发与实践，今文经学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鲁人申培公、济南伏生、鲁高堂生、菑川田生以及齐胡毋生和广川董仲舒，分别是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经学大师。大师们门人弟子弥众，不仅在学术上登堂入室，而且取得高官厚位，如申培公的弟子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且“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他“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尚书》传人倪宽官至御史大夫，张生亦为博士;《礼》经传者鲁徐生，孝文帝时为礼官大夫，传至子孙徐延、徐襄，徐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徐襄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易》传者杨何官至中大夫，弟子即墨成至城阳相，孟但为太子门大夫，周霸、衡胡和主父偃，皆至二千石;《春秋》传者胡毋生为孝景帝博士，后传《春秋》于公孙弘，弘官至丞相;董仲舒为武帝江都相，弟子褚大官至梁相，吕步舒官至长史，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这些闻名遐迩的经学大师所具有的传统儒家人格的时代彰显，不仅创造出大汉博大恢弘的经学文化，而且提升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内涵。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流传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及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为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折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即“通一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利禄的诱惑，使士人埋头于读经，以至于民间流传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谚语(《汉书·韦贤传》)。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三章称武帝时期为经学的昌明时期，甚至在武帝、宣帝时，“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经学与政治相结合，既体现出一种政治智慧，也体现了经学的实用价值，这是汉代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这种实践，把经学思想深深地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综观《儒林列传》，我们应注意三大问题：其一，经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学借助政治而腾涌，政治依赖经学而昌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出西汉武帝时期繁荣昌盛的经学气象;其二，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一开始便与现实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学术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现实的需要，这种政治哲学中蕴含的智慧以及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恰好是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内涵所在;其三，经学教育，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学术思想的传承过程，同时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典本身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于它的研究，无疑也促进了史学、哲学、文学以及文字学的发展，因此，经学的传播及其繁荣，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汉代经学在武帝以后的发展情况，《汉书》、《后汉书》的《儒林列传》均有较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