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历来很重视“信”。“信”作为“五常”之一，对中华民族道德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是“忠信”思想的有力提倡者，孔子强调，君子要言行一致，重承诺，守信用。因此，《论语》中说：“言忠信，行笃敬。”就是说，人说话要忠诚守信，行为要庄重严肃。人说过的话，一定要守信用；确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坚决果敢地干下去。

孔子认为，仁义君子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在他看来，“信”是一种美德，人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信”是人与人交往和相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修身、齐家、治国的基本准则。当权者只有守信用、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即统治者讲信用，老百姓也就敢讲真话；相反，统治者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今日是、明日非，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这样的统治者百姓也就不敢再相信他了，他离失去民心也就不远了。

子张曾问“仁”于孔子，孔子说：“恭、宽、信、敏、惠五者是仁，能行五者于天下，就可以称得上是仁人了。”这说明，“信”是“仁”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信”是体现人之本质的重要内容，为人而无“信”就像车子失去“方向盘”无法行驶一样，他将无法立足于社会。

古人择友，“信”在首要。

在东汉的“太学”，山东人范式和河南人张劭成为好友。学成后，两人约定要重聚，由范式到张劭家去，并定下了具体相聚的日期。两年后到了约定的这一天，张劭禀告母亲范式要来，请她准备酒食。张劭的母亲不信，说：“两地相距这么遥远，你就一定相信他今日到？”结果，范式果然在这一天来到了张劭的家。张母说：“范式真是一个讲信义的君子，你与他相交，不会有错！”后来，张劭得病死了，下葬的那一日，乡邻们忽然发现远处有一辆车急驰而来，白马素帷，痛哭之声路人相闻。张母说：“一定是范式来了！”果然，只见范式手执麻绳、牵着灵车为张劭落葬，说：“去吧！元伯（张劭字），生死异路，无法挽回，我和你就此永别！”在场的千余人闻言而同声落泪，他们都说自己从没有见到过像范式这样真心诚意、信而不爽的朋友。

古往今来，志士仁人都非常讲信用，无不对食言而肥的人嗤之以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想到就说，朝令夕改；有些人好夸海口，从不兑现；有些人言不由衷，为人虚伪；有些人谎言哄骗，居心叵测。这些人迟早被人唾弃，他们绝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

中国历代伟大的贤人，比如：管子、商鞅、诸葛亮，他们都是以“信”立国、完成大业的。而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成语、俗语，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对信的推崇。“信”，是一种动力，让人们不推脱责任，有诺必践。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妈妈有事要外出，但她的孩子却缠着她不放。妈妈没办法，只好对孩子说：“乖孩子，妈妈现在要出去，但不能带你。这样吧，等我回来，就把那头猪宰了，今晚吃猪肉。”孩子一听，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到了下午，妈妈回到家，一进院门，看见丈夫正在宰猪。她大叫：“你怎么把猪宰了？”丈夫说：“不是你说的吗？今晚吃猪肉啊！”“哎，那是我哄孩子随口说的，你怎么……”谁料丈夫正色道：“答应了孩子的事怎可出尔反尔？话说出口，就应该做到，否则就不要说。”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为人修养，很多圣贤在教导孩子时也很注意以身作则，以生活中的实例教导孩子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比如，为人须“言而有信”，一个人如果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说能做到，一旦说了就必须做到。

“信”，并不是特指那种特立独行、高不可攀的高德嘉行。其实，人们平时所行的日常小事中都包含着“信”。越是守信的人，越在日常小事中显现出他的信用程度。

战国时的魏文侯有一次曾对管理猎场的人说：“两天后，我要到此来打猎。”那一天，文侯与臣僚们正在饮酒，饮了一半，文侯却放下了酒杯，说：“天不早了，我要出去。”臣僚们都很惊讶，他们劝阻文侯不要在下雨的时候出去，就和他们一起饮酒不是很好吗？文侯却说：“我两天前与管理猎场的人约好今天去打猎，既然定好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失约！”

贵为君王的文侯，却如此重视与一名普通的管理猎场的人的约定，说明了他对守信重信的看重，值得今人向他学习。

相反，轻易许诺别人，却不兑现诺言，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守信用的坏名声，更会招致许多麻烦，有时还会严重地伤害别人。

三国时期，吴国大夫鲁肃在诸葛孔明的“煽动”下，一时大意，轻率地许诺作保把荆州借给了刘备。岂知这一许诺，使得东吴伤透了脑筋。因为刘备“借”了荆州之后，却一“借”不还，为此，围绕荆州，吴蜀你争我夺，最后东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气死了周瑜，为难了鲁肃。

人要做到不轻诺，除了要有自知之明外，还必须能够对客观情况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人要谨慎许诺，一旦许诺，就要做到。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守信、诚实、“靠得住”的人，否则，人就容易在生活和事业中遭受失败。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西门豹为先锋，率领五万人去攻打中山国。当时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国君姬窟利用此一父子关系，一再要求乐舒去请求乐羊宽延攻城时间。乐羊为了减少中山国百姓的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答应了乐舒的要求。如此三次，三个月过去了，乐羊还未攻城。这时西门豹沉不住气了，询问乐羊为何迟迟不攻城。乐羊说：“我再三拖延，不是为了顾及父子之情，而是为了取得中山国百姓的民心，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国君是怎样三番两次地失信于人。”果然，由于中山国国君一再失信，他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结果一战即败。

而信守诺言的人，往往会最终取得成功。《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退兵。”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便下令撤退。这时，从城中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天吧！”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纷纷议论道：“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他们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晋文公凭着信义，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

在诚信方面，三国诸葛亮治军的做法也非常值得称道。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祁山布阵与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士兵疲惫不堪，诸葛亮为了休养兵力，安排每次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国内。战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诸葛亮进言说：“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预估，以现在的兵力来看，恐怕难以获胜，恳请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确保兵力。”诸葛亮说：“我率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与部下约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于是，他依然如期遣返士兵。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对其守信深为敬服，于是纷纷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大败敌军。在这次战争中，诸葛亮凭着信义，唤起了士兵的勇气和斗志，取得了胜利。

可见，人只有“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信于人，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