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彧 【本书体例】

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埔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㘓哂(法兰西)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经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选自《浪迹丛谈》)

英国一类的外国人初次来中国，没有不驯服谨慎的。从道光二十年以后，才逐渐骄横放肆。表面上恭敬顺从，内心其实一点也不恭敬顺从。曾经同云台师谈到往事，老师深深惋惜说：“曾记得嘉庆二十二年(1817)，我做两广总督时，以严厉管束外国商人和洋商为首要。洋商从外国商人那里得了利益，外国商人又凭借洋商的庇护，因此更加骄横狡猾不驯服。我常常遇到事端，在裁决时抑制他们。当时英国船在黄埔同百姓争水，用鸟枪打死了人，我严厉告诫洋商，一定要得到凶犯。正要上船，那个罪犯当即拔刀自杀了。还有法兰西国人打死民妇，我马上抓获了凶犯，依照成规用绞刑处死抵罪。道光初，英国有保护商船的军舰，在伶仃山用枪打死了两个当地人。我告诫洋商向英国商行的经理勒取凶手。商行经理诡辩说只能管贸易事务，军舰有头领，职责范围差距较大，他的命令不能行使到那里。我于是下令传唤军舰首领。首领又诡辩说英国人也有好多被当地人打成重伤快要死的，打算相互抵消。我识破了他的诡诈，向英国经理传达命令，如果不交出凶手，就封舱停止贸易。英国经理又说实在不能交出凶手，无可奈何，情愿停止贸易。当时军舰已狡猾地逃避到大海上。将近一个月，我坚持得更坚决。英国经理就率领所有外国人都走下黄埔大船，禀告说没有办法，只好全部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布文告，说：“你们愿意回国就回国，我们国家并不看重你们这些人的商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艘，树起桅杆挂起船帆，作出要驶出港口的架势。却仍向上禀告说：“大人既然允许回国，为什么炮台上又架着大炮?”我又发布文告，说虎门炮台原本是多年来常设，并不是现在等待你们出港时准备予以轰击。而且我天朝待人非常公正，那有答应你们回国又干追击的事情?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了港口。却又游弋停泊在外海校椅湾很久，而他们的军舰就真的远逃了。没多久，英国经理又禀告说，军舰不知什么时候远逃，我们实在惭愧无能。大人如果准许入港贸易，当然是恩典，不然就只好回国等等。而洋商也代替他们禀求，并且要求英国经理寄报告回国，报告国王知道，下次货船来广东，一定将凶犯缚来，才准许进入港口，否则不准。英国经理也这样请求，我才答应。直到道光三年(1823)春，才正常开舱贸易。这件事发生在冬末春初，凡是外国商人等都恐惧不安，散布说关税必然因为这件事急剧减少，并且担心另外滋生事端。城中各位官员也有代为求情的。我一人竭力坚持。认为国家的体面为重，商税为轻，索要凶犯理由充足，绝对不能受英国人欺蒙威胁。开命令他们以后军舰不能再来，军舰不是保护商贸，恰恰有害于商贸等。到道光四、五年商船来广东，报告说以前那艘犯罪的军舰不敢回国，确实不知道向何处逃散，没有办法寻找捕获。而道光四、五、六年间这种军舰也确实不再来了。我对人们说，这就是所说的对待欺诈者的方法。自从我离开广东后，军舰又来了，学生卢厚山也仿效我的想法去做。当时有圣旨褒奖说：“轻视戏弄就惩罚他，服从的就放了他，还算符合处理事端的方针，不丢国家的面子。”听说这以后林则徐总督也坚持这种方式，但情况很快有了差异，为此只有感叹而已。

到十九世纪，人类文明所孕育出的一种强大力量已经凌驾在人类社会之上，开始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力量就是已进入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廉价商品的倾销，是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国门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财富的侵夺，是通过鸦片的悄悄输入来进行的。因为如果没有鸦片的走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就无法保持平衡。挖空心思攫取利润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人最终还是在中国发现了独特的市场，于是逐渐拉开了同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

《英夷》中阮云台做两广总督时，就是在中国行政当局还没有决意阻断这种特殊的资本循环模式，一切还都在无声无息，按部就班进行着，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施展手腕与威严的。

身为大清王朝的高级官员，把维护国家的尊严作为其施政的核心，这是正确的。这国体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就包含国家主权的意思在里面。现代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拥有其主权。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已成为国际交往中各国坚持的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理应尊从中国的法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阮云台坚持这样做，一方面是尽了朝廷命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封闭、夜郎自大，对西方列强的缺乏了解，他同他那一时代的众多官僚一样，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其能力和技巧是有限的。外国商人在兵舰的保护下，有备而来，寻衅滋事，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公然挑战，也是一种试探中国虚实的手段。在中英围绕交出凶犯的冲突斗争中，中国方面所掌握的王牌仅只是因不需要外国的商品，而不怕停止贸易，再加上防御性的海岸炮对近海目标的一般抵御攻击能力。而敌方一旦逃出近海，因为没有强大的远洋舰队，中国就没有统治权和主权可言了。因此，英国军舰在滋事之后逃向外海，阮云台就只有以封舱停止贸易相威胁了。至于英国人以后连续编织的谎言，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但阮云台却不知是真的信以为真，还是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在被英国人撒了一圈大谎之后，最后还是同意他们入港贸易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在表现上形式上他们也尊重了中国官员的意见和面子，但冲突的实质性问题——交出凶犯却并没有实现，所谓“玩则惩之”，也不过自以为如此罢了。外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却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云台老先生的局限却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陷，而是当时整个民族的一种缺陷，在其同代人中，他还称是优秀之辈。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晚清时期倍受列强欺凌的某种必然，从而也倍加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永远不要闭关锁国，永远要掌握世界变化情况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