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隋唐五代文·柳宗元·梓人传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①、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②之器。问其能，曰： “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 “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 “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 “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③，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④。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 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⑤、里胥^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⑦。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⑧、版尹^⑨，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 “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 “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⑩，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 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⑪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 “彼主为室者，倘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 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⑫，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⑬，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注〕① 寻引： 此指量尺。寻，八尺。引，十丈。② 居：积储。砻： 磨光。斫： 砍削。③ 宫： 房屋。堵： 土墙。④ 进退： 出入，差错。⑤ 乡师： 古代的一乡之长。⑥ 里胥： 古代的一里之长。⑦ 方伯： 古代千里之外设方伯。连率： 即“连帅”。古代十国为连，连设帅。⑧ 啬夫： 汉代小的乡置啬夫一职。⑨ 版尹： 古代掌户籍的官吏。⑩ 伊： 商汤时名相伊尹。傅： 商王武丁时名相傅说。周： 周公旦，辅佐周武王灭纣，建周朝。召： 召公奭，周武王大臣。⑪ 听(yǐn 引)听： 笑声。⑫ “彼将”句： 意谓宁可不要牢固而要毁坏。⑬ 盖古之审曲面势者： 《周礼·冬官·考工记》： “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注： “谓审察五材曲直方圆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面背是也。”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可说篇篇不雷同，一篇有一篇的面目。他的人物传记的基本格局，是史传、寓言、政论三位一体;但因在艺术构思上三方面因素时或有所侧重，便造成了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这篇《梓人传》，写的是一个作者亲见的真实人物，故属于传记文;但从人物行事引出大段议论，便具有了浓厚的政论色彩。人物行事与所发议论之间，又有着类比的关系，其讽谕时事的手法，又带有寓言的性质了。

这是柳宗元的早期散文，作于在长安为官时期。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后调蓝田尉，其间曾在京兆府庭做过文书工作。他初入仕途，对当时朝廷政出多门、吏治混乱的状况有所觉察，深致不满，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执政者须明为相之道，即能够统揽全局，善于用人。宋代韩醇认为此文“端为佐天子相天下、进退人才者设也”(《柳宗元文集音释》)，正确指出了《梓人传》的写作意图。这是我们阅读此文的一把锁钥。

本文的传主是梓人杨潜，这是一个识见卓拔、才能超群的人物。前人指出梓人的立意来自古代典籍，或曰采自《吕氏春秋》，而《庄子》郭象注的两句话： “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运矩;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似与本文文意最为近似。柳宗元确实会从古代典籍中汲取思想营养和类比方法，但谓此文就是循前人之途辙敷衍而成，则大谬不然。杨潜实有其人，文中所述行事也有现实依据。且看作者一开头的交代：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空屋)而处焉。”裴封叔名瑾，是宗元的姐夫，家住长安光德里，梓人就借宿其家。“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宗元曾任蓝田尉，蓝田为京畿属县，与京兆府为上下级，并屡代京兆尹作各种文字，过从宜密，当然也会亲睹杨潜施工的场景。为强调人物的真实性，作者特地在文末注明： “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犹言总体设计)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身分、姓氏，凿凿有据。作者这样写，固然是出于人物传记的体式框架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越是把传主写得真实有据，后面的类比和议论越见得基础坚实，令人信服。这是作者用心用力之处。

柳宗元善于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精心选择反映人物特征的思想和行动，加以集中的表现。写梓人，他并未一般地铺叙其行事，而是集中笔墨写他的特殊识见和才能。其识见，用人物自述道出，就是“吾善度材”。他向人们自夸： 自己擅长统盘筹划建筑的总体构架(“栋宇之制”)，擅长组织、指挥各类匠人进行具体施工(“吾指使而群工役焉”)，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他极为自信和自负： “舍我，众莫能就(建成)一宇。”与他的自信自负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他居室中没有一件木匠的工具，连自己的卧床断了一条腿，他也不会动手修复。然后，又以细腻工致的白描手法再现梓人在京兆府署指挥施工的场面，使其特殊才能得到生动展现。他俨然是施工全局的中心： “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指挥众工时令行禁止，胸有成竹： “举挥其杖曰： ‘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 ‘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他赏罚分明，裁断果决： “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总之，他是施工中的绝对权威： “既成，书于上栋(正梁)，曰： ‘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而众工服从指挥的态度，又如绿叶之扶红花，更突出了梓人的形象。对梓人的自述和实绩，作者是先抑而后扬，当其自夸时，“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一旦亲见其施工实绩，方才由嘲笑转为惊骇和敬服： “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作者对梓人才能如此夸赞，谓“其术之工大”，乍看似觉小题大做，不免太过郑重。然而正是在这种郑重其事的描写和夸赞中，透露出作者另有寓意的端倪。以上是文章的前幅，处处预伏着下文，末句“其术之工大”，则是转入后幅议论的关钮。“继而叹曰”以下为议论部分。“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三句总锁上文，三个“欤”字声情摇曳，赞叹备加。其中特别点出的“体要”二字，是全篇之纲绳。“体要”者，全局、宏观、总体、根本之谓。梓人才能，即在能知体要，“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也就贵在能知体要。有此二字作纲，后幅议论就如缰辔在握，虽气势宏放如骏马注坡，却不会奔逸支离，明人唐顺之评语所谓“如黄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一路委曲而悉归本旨。以下将梓人之道与为相之道节节相应，以“犹梓人……也”的句式层层回抱，若综其文意，实指出了为相者的职能。这就是： 上至公卿，下至胥吏，内之朝臣，外之方伯连帅，均应归于宰辅指挥，按一定纲纪法制加以管理;统揽全局，运筹帷幄，使百姓各安其业，百官各司其职;举贤授能，识拔人才，力避事必躬亲，更忌越俎代庖。唯有这样，“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唯有这样，则可以天下诚服，后世景慕。这一段议论，写来文势层叠，而次序井然，所归即在“体要”二字。末又以“不知体要者反此”作正反相形之笔，以“不亦谬欤”一句反结，结得十分有力。

“或曰”以下一段又对为相之道再作开拓，议论仍不离梓人行事： 为相者不应贪嗜禄位，屈从君王，能用则留，不用则去，大道决不可变。这不是旁涉、泛及之笔，而是就文章本旨再作申论，使立意更趋深化、提高。故张伯行评曰： “末段更补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绝大议论。”(《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语)

此文的结构颇有规矩绳墨。前幅叙事，后幅议论，前幅叙梓人，后幅议相道，两者是类比、对应的关系。“前细写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细写相道，句句回抱梓人。”(《古文观止》评语)两个部分犹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宕开复回，曲折尽意，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对此行文格局，后人颇有疵议指摘。明代王世贞、清代何焯、近代林纾认为，后半议论是个累赘，使文意发露无余，不如写到梓人事迹处煞住，方有引而不发、意味深长之佳趣。其实他们是把此文当作《蝜蝂传》那种单纯的寓言读了，而未能把握柳宗元的文心。宗元写此文时正当英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作为年轻的政治家，他以卓荦的人格、锐敏的识见，指斥时世，议论朝政，才发为这一篇虎虎有生气的《梓人传》，所以文中议论乃是他高度自信心和政治责任感的表现，我们何尝又不可以认为，他实是以相才自许、自励呢?所以，还是清代的储欣能窥其作文之壸奥： “分明一篇大臣论，借梓人以发其端，由宾入主，非触类而长之之谓也。”(《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叙事是宾，议论是主，作者就是要写得意旨分明，而不要引而不发。读文章若不能知人论世，拘于就文论文，就会像扣槃而识日，不免差以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