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5月5日(公历5月17日)巴黎〕看来，我注定只有在您写完信后很久才能收到它们。日前我接到了您寄到那不勒斯的一封信。接信后当即拜读，深感亲切，你在信中满怀同情地惦念着我，使我感激不已。按着您和我认可的惯例，我现在又要信口开河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全然不顾由此产生的后果，并且决不用那无尽无休的懊悔去损伤情感或思想的羽翼。假如这封信形式上缺乏联系(干吗要浪费时间——又不是为了发表)，假如由于匆忙而词不达意，请不要见怪，反正您会明白的。
您很悲伤，似乎得了忧郁症。我觉得一个处于您那样的地位的人，只有当他没有生活目的的时候，才会忧郁和悲伤。最近的目的——劳动，这您是有的，但劳动的目的又何在呢？您是不是清楚地、虔诚地、由衷地(而不只是抽象地，不只是理智地)确信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爱呢？(就广义而言。)没有爱，就无法解释自身的存在，也无法解释他人的存在，也只有爱才能说明为什么自杀行为没有成为每天发生的现象。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会变得聪明、清醒、沉着，想到生活缺乏目的性就会开始感到苦恼，于是便给其他人写信——而他们(即真正意义上的人)大概也会产生一种怜悯之心，这样就产生了爱。人投身于生活，这件事对其本身来说也是个谜，他每天都在向死亡靠近——其中有多少可怕而难堪的事啊！仅此一端，就足以使人发疯。但是，您马上就会发现另一个(或另一些人)是需要您的，于是生活顿时就会获得意义，人也就不会再感到孤苦伶仃，不会因自己的无用而感到遗憾了，这是一种连环的保证。这些想法我都表达得很糟糕，很肤浅，难免挂一漏万，但您也许会抓住要点的。一个人生来就得当他人的支柱，这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支柱。要是您把自己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您就会陷入悲观失望之中。这就是一个正派人患忧郁症的病根——请想一想吧，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您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帮助他们。唉，好像还是有点没有表达清楚，不对，我今天不能再写了，我为自己的思想感到可惜，因为我用语言把它表达得如此贫乏。我想把信撕掉——我感到一种烦恼，这种烦恼您想必是了解的——我想倾吐出来，却又说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办呢？您是抛开不写呢，还是强迫和折磨自己呢？通常，我总是冷酷无情地对待自己，为了想出五行字，我能枯坐通宵。从那一段时间起我得出了一个信念，即人都会迫使自己把任何一种思想表达得清楚明白而令人信服。所以，每当我听到诸如“找不出恰当的词来表达思想”之类的话，我总是感到气恼。简直是胡说八道！词儿俯拾即是，只是我们的头脑太懒惰，再就是至少要像相信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那样去相信别人的智慧和洞察力。缺少这种信任，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作家去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迫使作家丢弃那些深刻的东西，不言而喻，这是懒惰使然的。
另外谈谈我自己和屠格涅夫的情况。吃和治疗——这就是当前我主要关心的事情。我在不断地驱除各种邪念。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又觉得自己糟透了。处于前一种状态时，我感到轻松——我全不把生活中的那些委屈、那些伤我自尊心的猛烈刺激放在眼里，我甘愿真心诚意地宽恕一切，并心平气和地容忍那种觉得个人幸福无法得到的想法；处于后一种状态时，我是一个受难者，是一个连我自己也认为不值得同情的受难者；从平时容易动怒直到准备把刀子捅进自己或其他什么人的喉咙——对这一切我都有体验。说说很容易——为什么要这样呢？当一个人失去了挺身而起或者彻底倒下的力量时，他的处境是再糟糕不过了！我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但是，愤恨越来越少了——假若这种愤恨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那它定会平息下去，可是——可是我必得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才能使许许多多往事不再折磨我，或者不使我变得野蛮。没有安宁和精神上的自由，我便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屠格涅夫的心情开朗起来了，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疾病不再折磨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重要事情想必进行得很顺利。我是如此地爱他，每当我谈起他来，总想好好地称赞他一番，可往往是……以后我会把我内心深处对他的看法讲给您听的。现在我累了。最近几天，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爱情，他对我说：“虽然已过去了15年，可我至今仍然爱这个女人，我准备按照她的吩咐到房顶上去跳舞，一丝不挂，全身涂上一层黄澄澄的颜色！”他这话是在无意中说出来的，但却如此真挚，这就使我对他的爱更增强了。再见了，可爱的雄鹰(我不知道是否对您说过，我心里不能不这样称呼您)。请来信(我将在这里待到6月15日)。您毋需给我写得很多，因此请不要拖延，三言两语即可。待您有兴致时再详细地写吧。
(甘雨泽 译)
注释：
这封信写于涅克拉索夫到达巴黎的当天。在巴黎，他见到了住在那里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时正在瑞士的克拉兰。
指波莉娜·维亚尔多(1821—1910)，法国女人，歌唱家，是屠格涅夫的女友。
【赏析】
在世界文坛耀眼的群星中，托尔斯泰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但如果不是涅克拉索夫慧眼识英才，俄罗斯文学史可能就要有另一种写法了。涅克拉索夫可谓是托尔斯泰初入文坛的良师益友，对托尔斯泰成长为大作家，有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1852年，托尔斯泰把处女作的第一部分《童年》寄给当时已是著名诗人的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他由于缺乏信心，在稿末和信中只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不料涅克拉索夫对《童年》发生极大兴趣，他立即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读了您的手稿，它是这样的引人入胜，我马上发表……”他还向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推荐，说：“留神一下《童年》这部中篇小说吧！看来，作者是一个新的、大有希望的天才。” 不久，处女作发表了，立即轰动俄国文学界。屠格涅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著名作家，都对这部作品交口赞誉。托尔斯泰一举成名。涅克拉索夫是第一个发现托尔斯泰的第一篇作品的人，也是第一个谈到托尔斯泰的朴素和真实的评论家。他给了初涉写作的托尔斯泰巨大的勇气，使本来胆怯的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自此，他们的关系确立起来了。
这封《致托尔斯泰》写于1857年，正是涅克拉索夫与托尔斯泰关系亲密之时，信中涅克拉索夫畅所欲言，从人生到创作到朋友，思绪毫无阻滞，感情亲切而丰沛。
涅克拉索夫阐释了自己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希望通过这些让托尔斯泰找到人生的目标，从忧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关于“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许多先贤大师都曾思索过。大文豪莎士比亚就借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发出“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感叹。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显得如此渺小，而人生又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堪。于是生存中痛苦的人们苦苦思索生活的意义，想为精神找到最起码的落脚点——自身存在的价值。
如果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当生命的激情与冲动耗散冷却，生活的神秘、模糊与多样可能性消失，人靠什么信念来支撑沉重的人生呢？人生存的价值、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在无数哲人贤士的思考之外，涅克拉索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确信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爱。”“人投身于生活……他每天都在向死亡靠近——其中有多少可怕而难堪的事啊！”能使可怕、难堪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可以使生活变得更有价值。因为付出“爱”，会让人感到自己正被人需要，而当一个人被别人需要的时候，心灵就会感到充实，会在施予爱的对象那里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生有太多沉重的东西是单个的心灵所无法承受的，彼此的爱是疲惫心灵的能量源泉，是治疗悲观失望的良药。沉重的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彼此相爱。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痛苦难堪的一生，却始终能保持着巨大的活力、纯洁的感情和羞涩的微笑，他一定是以爱去拥抱生活的。我们应该向他致以敬意！涅克拉索夫深知人类痛苦之深和人间不幸之可怕，他希望人们相互间慈悲为怀，用仁爱之心作为彼此的支柱：“一个人生来就得当他人的支柱，这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支柱。”
我们说爱，其实不只是爱别人。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然后才能施爱于人。于人于己，宽容的心灵永远能容纳更多的爱。爱自己的人才能找到自我的认同感。然而，世人往往因执著于完美而陷入自我惩罚的怪圈，把爱变成了恨。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这世上真正尽善尽美的圣人几乎没有，大部分是凡夫俗子。法律告诉我们，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问题是，如果是道德上的错误并不触犯法律，那么这个代价只能是良心的事。虽然心灵永远负上了良心的谴责，错误仍然是无法弥补的。人生是无法走回头路的，于事无补的做法只能是消极的悔罪，甚至可能被累积的小恶所累，无法宽容自己，也无法宽容地对待别人。放下错误，保持纯净至善的心灵，才是面对错误的积极态度，至善的心灵是对恶的最好屏障。只有放下过去的不愉快，才能让心灵宽容起来，归根到底就是要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认识到错误之外，自己还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个有自我认同感的人，才是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涅克拉索夫处于自我肯定状态时，可以容忍一切的不愉快，甚至是个人的不幸；当他不能认同自己，找不到自身的优点和自我价值时，就失去了勇敢面对生活或罪恶的勇气，心灵就失去了安宁。他说：“没有安宁和精神上的自由，我便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其实，人无完人，倘若对自己太苛刻，人生之路走来就倍加艰辛，甚至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勇敢承担责任固然是必要的，但灵魂要想得到救赎，复归宁静，首先从原谅自己开始，“甘心真心诚意地宽恕一切”。上天可以给人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也要人自己站起来走才行。
(陈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