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贺涛·送张先生序

经词质^【2】。诗独烂然而华^【3】，楚人既侈其体以为赋^【4】。而贾谊^【5】、司马相如^【6】、枚乘^【7】、扬雄^【8】、班固^【9】、张衡^【10】之伦^【11】，用以荐功风时^【12】、抒怀愫^【13】、状物变^【14】，益瑰放诡怪而不可穷^【15】。承效者多沿用为体^【16】。其弊也，庞芜而纤伪^【17】。唐韩愈氏急起而持之^【18】，汰繁抑浮^【19】，一归于朴^【20】。群天下学者，惟韩之从^【21】。自汉迄唐^【22】，旷数百年^【23】，而文章始复于古。习传之既久，或孤抱韩氏之谊法^【24】，而不敢他有所涉^【25】。其弊也，意固而言俚^【26】。国朝姚姬传氏^【27】，纂录古文，益以楚词汉赋^【28】。其说既美矣^【29】。曾文正公取其说而益恢之^【30】，以自治其文^【31】。而宋后数百年沿用之体，于是始变。汉文伟丽矣，而所谓质者固在也，末流汨焉耳^【32】。韩文简朴矣，而汉文气体固在也，末流靡焉耳^【33】。韩氏振汉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韩氏之末流反之汉。先生师曾公， 尝取姚氏所纂录而独说其辞赋， 以示学者^【34】。涛既蒙不弃， 以为可与于兹事^【35】， 而数进以闳肆之境^【36】。夫闳肆之境， 舍先生所说^【37】， 固莫由达也。而孰思之而莫窥其涯^【38】。于先生之归也^【39】， 敬以问之。



【注释】

【1】 张先生： 名裕钊， 字廉卿。曾师事曾国藩， 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同为“曾门四弟子”。

【2】 经词质： 经： 经书， 《易》、《书》、《诗》、《春秋》、《礼》为五经。词： 语言。质： 质朴。

【3】 烂然： 如火光一样。华： 华丽。

【4】 楚人： 战国时楚国人， 这里指屈原、宋玉等人。侈： 大， 扩充。赋： 一种文体。

【5】 贾谊 (前200——168)： 西汉杰出政论家、辞赋家。

【6】 司马相如 (前179——117)： 西汉著名辞赋家。蜀郡成都 (四川) 人。

【7】 枚乘(?——前140)： 西汉著名辞赋家。字叔， 淮阴 (江苏)人。

【8】 扬雄 (前53——18)： 字子云， 成都人， 西汉著名辞赋家。

【9】 班固 (32——92)：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继承父亲班彪业， 撰写《汉书》。

【10】 张衡 (78——139)： 东汉伟大科学家、著名文学家。字平子， 南阳西鄂 (今河南南阳) 人。

【11】 之伦： 这些人。

【12】 荐： 进， 表： 歌颂。风： 同“讽”， 讽谏。

【13】 愫 (su)： 真情。

【14】状： 形容、描绘。

【15】 益： 更、更加。瑰放诡怪： 艳丽灿烂， 变化奇怪。

【16】 体： 文体， 这里指“赋”。

【17】 庞芜： 庞杂。纤伪： 琐碎。

【18】 韩愈 (768——824)： 字退之， 唐代邓州南阳 (今河南省南阳县) 人。自称郡望昌黎， 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

【19】 汰繁抑浮： 荡涤繁琐， 抑制浮泛。

【20】朴：质朴。

【21】惟韩之从：只遵从韩愈的义法。

【22】迄：至，到。

【23】旷：远，长。

【24】谊法：谊，通“义”，义法。

【25】有所：有什么。

【26】俚：俗。

【27】国朝：称本朝曰国朝。姚姬传(1731——1815)：名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做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四库全书》纂修。

【28】楚词：词，通辞，战国时在楚国出现的一种新文体。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屈原(约前340——约前278)。西汉末年刘向(前77——前6)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等人的作品辑录成《楚辞》一书。它是古代文人创作的一部诗歌集。

【29】说：论述，主张。美：完美。

【30】曾文正(1811——1872)：名国藩，字涤生，号伯涵，湘乡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来，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卒于官。赠太傅，谥文正。文学主张是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著有《求阙斋集》。

【31】治：研究，写作。

【32】末流：末代意思。汨(gu)：水流的声音或样子，这里是“灭”的意思。

【33】靡(mi)：倒下，这里是“灭”的意思。

【34】以示学者：拿来给学者看。

【35】与：参与。

【36】闳肆：韩愈《进学解》云“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的“闳肆”是指文章内容丰富，而文笔又能发挥尽致。

【37】舍：同捨。

【38】孰：同熟。涯：际，边际。

【39】归：指先生回归故里讲学。



【赏析】

作者在先生将南归之际，写了这篇“赠序”。序中阐述了文章演变的流程，赞颂了韩愈、曾文正对古文起弊振衰的功绩;也说明不是汉文、韩文有弊，而是承学者不善学习造成的;并向先生请教写文章如何才能达到“闳肆之境”，表示要促进古文发展。

阐述文章演变流程，是从文章之源“经”开始的。经书是儒家奉之为经典的著作。生活在南朝梁的刘勰 (约465—520)， 在他的《文心雕龙》里有一篇 《宗经》。“宗经”就是以儒家的经书为写作学习的榜样。他给“经”下了个定义：“三极彝训， 其书言‘经’”， 就是： 说明天、地、人的常理， 这种书便叫做“经”。他认为“经书”所阐述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是不能移易的明训，他认为学习“经书”不只在思想内容上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 在语言形式上也能熟练地掌握写作的规律。在谈到“经书”的特点时， 他认为，尽管《五经》在形式内容上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同样都根深叶茂， 措词简练， 而含义丰富; 举例显浅， 而寓意深远。“五经”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渊源。这就是作者在阐述文章演变流程从“经”开始的原由。

作者以“经词质， 诗独烂然而华”开篇， 表明本文所要阐述的是表现文章内容的形式——语言; 也点明“经书”语言的特点： 用散文写的《易》、《书》、《礼》、《春秋》的语言质朴，用韵文写的《诗》的语言华丽。质朴与华丽的语言影响着后代文章的发展。

直接受 《诗》影响的是“赋”。“赋”是“诗”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但还不是一种文体。到了战国时代的楚国， 屈原创造了“楚辞体”， 亦称“骚体”。比屈原稍晚的作家是宋玉。《史记》云：“屈原既死之后，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宋玉从屈原所创作的“骚体”变化出赋的体裁， 写出了《九辩》等赋。赋体， 其基础是从《诗》的作者建立的， 规模是从《楚辞》那里得到拓展，接着就产生了宋玉等人的赋。这就是文中作者说的“楚人既侈其体以为赋”。

赋兴起于楚， 而繁盛于汉。贾谊的 《吊屈原赋》、《鹏鸟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 多用四言句， 显示了从 《楚辞》过渡到新体赋的痕迹。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 是他的代表作， 主要描写天子诸侯田猎之盛， 皇帝苑囿之大， 旨在歌颂大一统中央皇朝的气魄和声威; 赋末对帝王的过分奢侈委婉讽谏， 从而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传统。枚乘的 《七发》， 是标志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全文两千多字， 假设楚太子有病， 吴客去看望， 通过反复问答， 为其指出病源及治疗方法。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之言有益， 批判了统治阶级上层腐朽的生活方式。赋中多用夸张、渲染手法， 富于铺陈， 描写生动。《七发》是从 《楚辞》到汉赋的承前启后之作， 后来作者群起效仿。扬雄的 《甘泉》、《河东》等赋， 是他侍从成帝祭祀游猎时所作， 都是歌颂汉朝声威及皇帝功德的。他的赋想象奇诡，但多是模拟之作。班固的 《两都赋》铺写东、西二京的繁荣， 为汉家歌功颂德。其形式结构是模仿 《子虚赋》。张衡的 《东京赋》、《西京赋》， 铺写洛阳、长安的繁华， 讽刺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 描述了一些民情风俗，表现了对封建统治危机四伏的深刻忧虑。他的《归田赋》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情怀，形式短小，文辞清丽，一扫汉赋铺采摛文、虚夸堆砌的陋习，为东汉抒情小赋的优秀之作。这些人的赋，不外是用来歌功颂德、讽谏、抒发情怀，描绘景物更加“瑰放诡怪而不可穷”。随着“赋”的繁盛，一些写赋的人，一味地过分追求形式美，而轻视、丢弃了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庞芜而纤伪”的弊病也愈演愈烈。对这种弊病，早就有人指出并进行了批判。西汉扬雄在他《法言·吾子》里说，赋有两种，一种是诗人(能继承《诗经》传统的作者)写的赋，华丽而合于法度;一种是辞人(违背了《诗经》传统的作者)写的赋，华丽得过分。在《法言·吾子》里所以：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作的赋不过是雕虫小技，颇悔其少作。又说：写没有意义的赋，就象女工织薄纱一样，只浪费工夫，没有实际的用处。东汉王充对赋的“不切实用”、“模拟因袭”、“辞藻虚美”、“文字艰深”等缺点，作了深刻批判。但是汉赋的弊病却未得到根除，反而成为炫博逞才之徒卖弄的手段。

过分追求形式美的赋作者，在他们的散文里，也受到了赋体形式的影响。西汉贾谊的散文就富于铺张渲染，淋漓酣畅，善用比喻，生动形象。枚乘的散文，善用比喻，多为排偶，有明显的辞赋特点。班固《汉书》叙事详明，文辞典雅，有散文骈化倾向，并附录大量辞赋。散文辞赋化倾向，到魏晋时代更为明显。到南朝的齐、梁，最典型的骈文出现了。这种字句整齐、音韵铿锵，对仗工切和大量使用典故的骈文，差不多取散文的地位而代之了。齐、梁以来，骈文逐渐统治了文坛，作者越来越追求声韵对偶和谐、齐整和词藻的典丽。于是，骈文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严重地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到了初唐，一方面沿袭六朝骈文的余风;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变革的气象。陈子昂(661——702)等人都曾从事于古文的写作和宣传，但未能扭转风气。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而明确的文体改革论：他要求文章必须言之有物;要求在体制上变骈为散;要求语言新鲜活泼。主张在文体上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他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杰出的古文家。“古文”是和“骈文”相对立的概念。它的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同于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他把这种新型古文，广泛地应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记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韩愈这种切合实际的主张，由于适应社会的迫切要求，由于他通过师承、交游关系的大力鼓吹、写作，在古文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作为“韩门弟子”的古文家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长庆末)，后世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说明古文运动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了。这次古文运动，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使文章恢复到先秦两汉的传统， 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 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韩愈、柳宋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八大散文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 影响着后代散文创作。这就是韩愈“急起而持之， 汰繁抑浮， 一归于朴。群天下学者， 惟韩之从。自汉迄唐， 旷数百年， 而文章始复于古”的内容。

但是，“习传之既久”， 有些人只单单抱住韩愈的“谊法”，“而不敢他有所涉”， 又出现了“意固而言俚”的弊病， 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孤抱韩愈氏之谊法”， 实际上只是模仿而没有创造。对模仿早有人批判过。顾炎武在《与人书十七》里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 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此蹊径于胸中， 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 断不能登峰造极。”要改变“孤抱韩氏之谊法”， 就要广泛阅读各家各类作品， 在写作方法上取其长去其短。清嘉庆年间， 桐城派姚鼐编了《古文辞类纂》， 把收录各家的作品分为十三类： 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 各类目序， 阐述了文体的源流。《古文辞类纂》亦有书序， 阐述了他的观点。这部《古文辞类纂》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方便， 在改变学一家之说， 效一家之法上，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影响。后世有名望的曾国藩， 吸取了姚鼐的观点， 并发挥发展了他的观点， 主张写文章， 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他所作的古文， 亦卓绝一代， 为世所宗。加之他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写的古文作品的传播，“宋后数百年沿用之体， 于是始变”。

文章的演变迁蜕， 阐述至此， 以“韩氏振汉氏之末流汉之古， 曾公振韩氏之末流反之汉”作结， 赞扬了韩愈、曾国藩起弊振衰古文的功绩。

从“先生师曾公”全文结束， 既交代了先生张裕钊与曾公的关系， 又交代了作者与先生的关系， 及向先生请教关于写文章如何达到“闳肆之境”的问题与提问的原因。这也是关于古文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也是避免由于承学者不善而再出现弊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