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山居斗鸡记

袁宏道

余向在山居，南邻一姓金氏，隐于掾⁽¹⁾，爱畜美鸡。一姓蒋氏，隐于商，从燕地归，得一巨鸡。燕地种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许，粗毛厉嘴，行迟迟有野鹳状⁽²⁾，婆娑可人⁽³⁾。群鸡见之，辄避去。独掾家一鸡，纵步饮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体状，较之巨鸡，止可五之一。巨鸡遇之，侮其小，随意加啅⁽⁴⁾。美鸡体状虽小，气不肯下，便跃然起斗。巨鸡张翅雄视，时欲即下;美鸡惟凝意抵防⁽⁵⁾，不敢轻发。于是各张武勇，且前且后，两两相持，每费余刻⁽⁶⁾。巨鸡或逞雄一下，美鸡自分不能当⁽⁷⁾，即乘来势，从匿巨鸡跨下，避其冲甚巧。巨鸡一时不知美鸡置身何所，美鸡从巨鸡尾后腾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于巨鸡⁽⁸⁾。巨鸡才一受毒⁽⁹⁾，便怒张扑来，美鸡巧不及避⁽¹⁰⁾，乃大受荼毒。

余自初观斗至此，大抵见美鸡或得一捷，则大生欢喜，且睁睁盼美鸡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终不想及为之所⁽¹¹⁾，美鸡将不堪⁽¹²⁾。

余正在烦恼间，有童子从东来，停足凝眸。既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鸡，容美鸡恣意数啅，复大挥巨鸡几掌。巨鸡失势遁去，美鸡乘势蹑其后，直抵其家。须臾⁽¹³⁾，巨鸡复还追美鸡至斗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适两书生过，见童子谆谆用意为此⁽¹⁴⁾，乃笑曰： “我未见人而乃与畜类相搏以为事也。”童子曰： “较之读书带乌纱帽⁽¹⁵⁾，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¹⁶⁾，不犹愈耶?”两书生愧出。

余久病，未尝出里许⁽¹⁷⁾，世间锄强扶弱豪行快举，了不得见⁽¹⁸⁾;见此以为奇，逢人便说。说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说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注释〕(1)掾： 官府的属员。旧时恭维官职低微而心志清高的人为“吏隐”，意谓虽居官位而与隐者相似。“隐于掾”即 “吏隐”之意。下文“隐于商”用法相同。(2)鹳： 鸟类的一属。大型涉禽，形似鹤鹭。(3)婆娑可人：盘旋、徘徊的样子，令人爱看。(4)啅： 同“啄”。(5)凝意：意志专注集中。(6)刻： 此处为计时单位。古代分一昼夜为一 百刻。余刻： 一刻有余。(7)自分(fen )： 自己料想。(8)一加于……：施以一击。(9)毒： 害。下文“荼毒”，意为残害。(10)巧：碰巧，恰巧。(11)所：处所。为之所：为之安排蔽身之所。按： 此句坊间诸本均如此，语气似未安。(12)不堪： 受不了。(13)须臾： 片刻。(14)谆谆：在这里意谓反复不倦。(15)乌纱帽：古代官服，后即以戴乌纱帽喻做官。(16)豪家横(heng)族; 仗势横行的豪门大族。(17)里许：居住的地方。(18)了：完全。下文“了一日”之“了”，则为结束、了结之意。

〔鉴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生动、逼真的斗鸡图。

怎样才能够把鸡的相斗，写得生动、逼真，引人注目呢?作者采用的是对比的方法： 无论是鸡的形体、姿态和气势，还是鸡的相持和搏斗，都一一对照着来写，从而收到了神情逼肖、引人入胜的效果。

先看鸡的形体： 一只是从北方带到南方来的 “巨鸡”，“足高尺许，粗毛厉嘴”;另一只呢，大约是本地产吧，“其体状，较之巨鸡，止可五之一”，要小得多。次看两者的姿态： “巨鸡”是“行迟迟有野鹳状，婆娑可人”; 另一只则是“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一个雄伟，另一个秀丽。再看两者的气势： “巨鸡”所到之处，“群鸡见之，辄避去”，简直是不可一世的霸主;而那小得多的“美鸡”却偏偏“纵步饮啄如常”，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这对照是多么鲜明，有趣：作者笔墨简练，而又层次井然，使我们觉察到作者的观察很周密，笔法又很细腻。同时，这样地对照写来，也为双方搏斗作了铺垫，为下文蓄足了势。

接着，写鸡的对峙和相持，写鸡的搏击，也都是用的对照的方法。“巨鸡”的“张翅雄视，时欲即下”，“美鸡”的“凝意抵防，不敢轻发” (有本作“重发”，恐误); “巨鸡”的“逞雄一下”，“怒张扑来”，“美鸡”的“从匿巨鸡跨下”，又从“尾后腾起”反击; 以及后来的“巨鸡失势遁去”和“美鸡乘势蹑其后”……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两两映照着写来，于是更显得活泼泼，如在眼前。写一种动物，写动物的动态，而且是两个不同 “性格”的动物的动态，勾画得这么活，这么细，在此之前的散文中，是很少见的。这是这篇文章作者的一大成功。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然而实际上它不止是一篇纪实性散文，同时还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因为它具有寓言作品的特征： 它有一个以人或某种生物为主人公，寓有劝戒或讽刺意味的故事。

中国的寓言传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的散文经常运用寓言作说理的例证，《庄子》、《韩非子》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寓言材料。这个传统被历代文人继承下来，象柳宗元的《三戒》，以及宋代苏轼的包含有寓言因素的《日喻》等文，都是人所熟读的佳作。这一样式到了明代更有了发展，明初刘基的《郁离子》，便是一部用历史寓言故事来针砭当世的作品。这篇《山居斗鸡记》也是这样的寓言故事。只是因为作者把故事中的场景描写得特别生动、逼真，仿佛得自目睹，这才使我们以为不是在读寓言故事，而是在读一篇纪实性散文。

从写动物的纪实性散文通向寓言的途径是什么呢? 是作者把笔下的动物人格化了： 使动物具有了人的品格。在我们眼里，这已经不是两只鸡在搏斗了，而是一方面 “豪家横族”在倚势欺压“小民” ( “巨鸡”的 “随意加啅”)，一方面是“小民”(“群鸡” ) “大受荼毒”，避之唯恐不及;但也有不惧豪强，“气不肯下，便跃然起斗” ，而且屡蹶屡起，虽败不馁的勇士，如“美鸡”之斗“巨鸡” ： 这不分明是一幅当时社会阶级搏斗的写照吗?那时已是明王朝临近灭亡的前夜，政治上乌烟瘴气，厂卫横行，贵戚、近侍、豪强结党逞威，欺凌百姓。民不堪命，于是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在此文产生后约三十年，李自成的义军即推翻了皇帝的宝座——“美鸡”们凭借自身的力量，终于斗败了 “巨鸡”。

使这篇散文更明显地趋向寓言形式的，是文章后半部分那位“童子”的出现，以及“童子”与 “两书生”之间的辩难。在这里，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意图，表达得极其显豁。“两书生”说： “我未见人而乃与畜类相搏以为事也。”他们嘲笑童子多事。他们看来似乎很清高，对于恃强凌弱一类的事视若无睹，却认为 “童子”站在弱者一方的行为很可笑。然而童子反驳说： “较之读书带(戴)乌纱帽，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不犹愈耶? ”很明显，这是作者在“抒愤懑”。童子的话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作者有憾于 “世间锄强扶弱豪行快举，了不得见”，于是借助于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搏鸡，写出人间的不平事，并且幻想出一位童子来助弱抑强。作者从这里似乎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于是——“逢人便说。说而人笑，余亦笑; 人不笑，余亦笑。说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作者的一腔牢骚，一身狂态，表现得很吸引人。

和前半部分对照的写法相映衬，后半部分写童子和两书生，也是用的对比的方法。不过前半部分是外形的对比、神态的对比、动作的对比，而后半部分则是思想的对立和语言的针锋相对罢了。

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作者笔下的“童子” ，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人物; “童子”的行为，不过是作者的“乌托邦”。“童子”说的话，以及作者最后的表白，都是赘笔，这么直白地写出来，反而使作品浅露了，缺乏耐人咀嚼的意蕴。但是中国寓言作品的体例，往往要在寓言故事的后面发几句议论以点明寓意，柳宗元的《三戒》便是如此。后来蒲松龄以鬼狐故事讽喻世情，也常常在末尾以 “异史氏曰”的口气发一通议论。因此，这篇寓言故事这样写，也算不得是缺点。

末了，要谈一下这篇文章的著作权问题。这篇《山居斗鸡记》收在《袁中郎十集》的《狂言》集内，历来被认为是袁宏道的作品;解放前后的某些选本，亦以此文为中郎所作。但是据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说： “先是家有刻不精，吴刻精而不备。近时刻者愈多，杂以《狂言》等赝书，唐突可恨。”那么，这篇《山居斗鸡记》就不是袁中郎的文章，而是赝品了。1981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袁宏道集笺校》(全三册)，“凡例”中说： “凡已确知为赝书，如《狂言》、《续狂言》者，不再收入。”因此未收此文。可见这篇文章的著作权是否属于袁中郎，是很成问题的。不过袁中道的序文写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那时《狂言》等已有刻书，可见这篇《山居斗鸡记》是明代作品，文章的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人，这总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真是托名伪作，则大约作于1610年袁宏道殁后、1619年袁中道写序以前这一时期。执笔者把这样一篇尖锐泼辣、文采斐然的好文章的著作权献给袁中郎，很可说明中郎的文风与之相近，可以说作伪亦有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