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校】

手稿本，“《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作“《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词人”，作“诗人”。“直悟”，手稿本初亦作“直悟”，作者自行改为“直说”。手稿本末后括弧中有数语曰：“此词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失载，黄荛圃所藏元大德本亦阙，后属顾涧蘋就汲古阁抄本中补之。今归聊城杨氏海源阁，王半塘四印斋所刻者是也。但汲古抄本与刻本不符，殊不可解。或子晋于刻词后始得抄本耳。”

战国时楚人屈原作《天问》，对神话传说、自然现象、人类社会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辛弃疾这首词也是如此，如“飞镜无根谁系”、“云何渐渐如钩”等，由于古人不懂得地球是圆形的，不了解日、月、地球三者的空间关系，故而有此疑问。辛弃疾这首词说，中秋月从西边沉下去，在另一个人间的东头又出现。王国维谓与近代科学家密合，实属牵强。这是近代国人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说什么中国传统的某种说法与西方科学暗合，如周桂笙说“《封神榜》之千里眼、顺风耳，即今之测远镜、电话机;《西游记》之哪吒风火轮，即今之自行车”^①，等等，甚属无谓。王国维也未能免俗。

不过，这一则正暴露出王国维的学术思想的超卓性和局限性。在当时国人还拘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时，王国维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的新思想，大胆介绍国外学说并用于中国文化的阐释。1903年，27岁的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中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后来他撰著《孔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以西洋哲学来阐释中国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阐释模式，提出一些新命题、新思想，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同于当时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是以西方文化置换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明显的例子是《红楼梦评论》，立脚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来阐释《红楼梦》，好像《红楼梦》就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艺术图解，实际上是偏离了《红楼梦》的基本主题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史”上是一篇“伟大的误读”的文章。伟大，因为它深刻、关乎人生、富于哲学思辨，但这改变不了它“误读”的性质。

对于王国维的其他文艺评论和哲学论文，也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他是最早采取“以西释中”阐释模式的一位近代学者，故而能提出超越传统的新命题，但是其中不乏误读和偏见。就像说辛弃疾词想象天体与科学家密合一样。

〔注〕 ① 饮冰等《小说小话》，见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