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则不达，没有时间的积累，任何东西都是不成熟的，所以现在人急功近利，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诚然，时间一去不返，就在于我们的把握。

从一般意义上讲，时间是物质存在的“持续”属性，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广延”属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进行和发展。例如，中国有十几亿人口，那么其中两个人相遇的概率非常之小，几近于零。那么，两个人认识了，这是什么？这是缘，缘就是条件，佛家有句话是“五百年修得同船渡”，它说的是以时间赢得空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讲以时间赢取空间。吴冠中在他的《风景写生回忆》中，对生命运程在于把握时空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写道：“1972年，我第一次路过桂林，匆忙中赶公共汽车到芦笛去看看。汽车里人挤极了，没座位倒无所谓，但我被包围在人堆里，看不见窗外的景色，真着急。我努力挣扎着从别人的腋下伸出脑袋去看窗外的秀丽风光，勉强在缝隙中观赏甲天下之山色。一瞬间我看到了微雨中山色，山脚下一带秋林，林间白屋隐现，是僻静的小山村，赏心悦目谁家院？难忘的美好印象，我没有爱上芦笛岩，却不能忘怀于这个红叶丛中的山村。翌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背着油画箱，一路去寻找我思恋了一夜的对象。大致的地点倒是找到了，就是不见了我的对象，于是又来回反复找，还是不见伊人！山还在，但不太像昨天的模样了，它一夜间胖了？瘦了？村和林也并不依偎着山麓，村和林之间也并不是那样掩映衬托得有韵味啊！是速度，是汽车的速度将本处于不同位置的山、村和林综合起来，组成了引人入胜的画境，速度启示了画家！”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因缘，佛家有一句话：“智者畏因，愚人畏果。”对任何事物都要溯本追源，想问题、做事情要随缘，随缘就很顺，因为条件具备，干起来才会得心应手。因此凡事应顺其自然，不能攀缘。攀缘就是条件不具备，去强求硬做，尽管非常努力，三更灯火五更鸡，却很难得到结果。所以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应当秉持这样一个理念：看破放下，一切随缘。这样的生活就会快乐。一粒种子要开花结果，必须要有阳光、空气、土壤、水分，这些都是空间的条件，春华秋实讲的是时间。现在大家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产生的。猪、鸡、鸭，该一年出栏的，几个月就出栏，甚至几个星期出栏。欲速则不达，没有时间的积累，任何东西都是不成熟的。所以现在人急功近利，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诚然，时间一去不返，就在于我们的把握。当年孔老夫子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精神的努力。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一个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是忽视时间积累的极端。但是在战略上，作为我们人类精神的追求，应当只争朝夕。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隐士住在山中，他很勤劳，每年春天，台阶上的野草刚探出头便被他除掉了。一天，隐士决定出远门，叫了一位朋友帮他看护庭院。这位朋友相反却很懒，从不修剪台阶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疯长。暮夏时，一株野草开花了，五瓣的小花氤氲着一阵阵的幽香，花形如林地里的那些兰花一样，不同的是花边呈蜡黄色。这位朋友怀疑它也是兰花中的一种，于是便请教一位研究植物的专家。专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兴奋地说：“这是兰花的一个稀有品种，许多人穷尽了一生都很难找到它，如果在城市的花市上，这种腊兰的单株价至少是一万元。”“腊兰？”这位朋友惊呆了。而当那位隐士知道这个结果时，更是愕然。他感慨地说：“其实那株腊兰每年春天都会破土而出，只不过它刚发芽就被我拔掉了。要是我能耐心地等待它开花，那么几年前就能发现它的价值了。”

这是个小小的故事，给人的启发却很深刻。要给每一株野草开花的时间，同时也要给每一个人成长的空间，施展才华的机会。机会也是一种缘分，一种时空转化，一切都在时空中。如果换一个朋友，他没有这种好奇心，也就不会找人来辨别，同样也不会知道它的价值。

在中华文化的时空观中，卯、午、酉、子四时又可代表东、西、南、北四方，因东、西、南、北正是上述四个时辰太阳所居方位：卯时日东升，酉时日西沉，午时日正南，子时日正北。十二地支配二十八星宿，既表示时间季节，又显示空间方位，把时辰观念与星宿空间观念相对应，有深刻的道理，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无寿者相”是对时间的超越。对时间的把握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精神。我讲学几十年，每次演讲三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只要主持人告诉我，我就能把握，我从来不看表，误差不超过五分钟。我们就说生活中的小事例，比如烧一壶水，烧水过程中，我们转移注意力做其他事情，不想水开，水很快就开了；当我们来客人时，暖瓶没有水，等着水开，那时觉得时间太漫长了，越想让它开，它越不开。在人生当中，许多事情也像烧水一样，都在我们的心态。所谓的运程是什么？就像烧一壶水，只要有火，你烧它到一定时间，水肯定会开。但是你烧了一会儿停了，再烧，再停，时间再长，它也不会开。至于没有燃料了，没有电了，这是例外，是偶然，但这也是一个运。运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大道之行是一种必然，所以人生要选择一种正业。什么叫正业？能利益社会、利益大家的事情叫正业。什么叫邪业、恶业？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也不利己，这就是邪业、恶业。我们做正业的时候，时空可以改变，比如说一个人八十岁，他的精神、他的内在把握是二十岁，他精神的时间感便超越了空间感。反之，一个人二十岁，他从事的是邪业、恶业，他便会老气横秋，走上毁灭之途。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市场竞争和广告宣传中，有些企业总是把自己的产品说得最好，而贬低对手的产品。这种手段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引火烧身，对于竞争双方都不利。聪明的做法是巧妙地回避对手，让事实说话。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在广告宣传中就很注重这一点。例如，该公司经常在闹市区拿出十几种被遮蔽了商标的饮料，让过往客人免费品尝，并让饮客指出哪一种味道好。当有人品尝后说百事可乐好时，他们便把商标亮出来。这种特殊的示范宣传使百事可乐成为美国仅次于可口可乐的第二大饮料品牌。

《金刚经》中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告诉我们想问题做事情要得到最佳的结果，就要无念而念，在时空中把握生命运程。无念而念，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是直观。直观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不用思考的状态，孔子说“游于艺”，也是一种无念的状态。所谓无念，还是我们不要分别和执著，还是我们要有一颗清净心。运动员在比赛中，如果太执著于成绩，就很难取得好成绩；往往思想放得开，不把成绩放在心上的运动员，才能取得好成绩。无念，就是做事情要把荣辱得失之心放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太把一件事情当成事情来做，事情反而很难做好。还是一句老话，“凡事欲迎还拒”，迎就是有念。我在学书法、练字的时候就有体验，给别人写字，自己太想写好了，越想写好越写不好；有时候闲来几笔，却写了好字。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处于无念状态的杰作，以后再想写这种状态，因为他有念了，就写不出这种状态的字了。

我们做事情重要的是快乐，快乐就要有一种心情。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不要过分追求圆满，人生本来就是有缺憾的。做了就做了，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总生活在过去中，要随时关身后的门。有一个企业的领导，他始终在追求完美，做完了一件事，他不就此画上句号，而总是在琢磨。追求完美，从理论上说是对的，但在实践中说，它却是错误的，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这种心态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折磨。

《金刚经》中有一理念，叫“无有定法”。它告诉我们，面对大千世界，人的思想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做事情，要制定一项政策，设计一种方法，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主要在于一种时空的把握。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独特的模式，就像一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

今天，人们一致认为，日本经济属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最显著的变化能力，但却很难承认，日本工业机器的这种十分巨大的灵活性不是由于“市场法则”的放任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它是以独特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才能部分地补救市场经济的那种缺点，即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一个复杂经济在变动的环境中运转所不可缺少的了解情况和作决定的方法。这种组织的积极性在于汇集情报和作出指挥日本工业发展决定的一整套“中间结构”的庞大规模。这些中间结构一方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间人，他们构成六大财团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包括这些财团中的几十家特大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与属于这些财团的加工企业网之间充当中间人。这是机构的作用，目前同中央政府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中央政府通过干预、迫使非集中的单位考虑那些，它们不能有别的看法的连贯性或了解情况的限制。

研究会从建会至今走过了几十年，队伍一步步壮大。这么多年，其实也造就了一批人。研究会也是一个学校，在这里，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我常说的一句话是，干任何事业，一年容易，十年八年容易，几十年坚持下来就不容易了。研究会能够坚持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效率重结果，就是会长总能迅速地作出决断。研究会的经营和管理不需要研究，它需要高度集中。其实研究会是社会团体，会长也不是什么权力的象征，他只是行使大家所信赖的一种职责，效率在于马上决断，这个决断也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决断者本人没有私心杂念，这样他的决断才是客观正确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思想潮水般涌入。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对西方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将中西文化进行合理整合，与时俱进。比如说，谦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优良的品德，而在西方看来，只有真实地表达自己、坦诚相待才是美德。我们现在说的谦虚，就融入了西方的坦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隐晦，只有真实。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冒险、开拓、创新”，它既是西方的国家精神，也是西方的企业精神，更是西方的个人精神，这种观念融入我的工作生活中，让我受益无穷。西方价值观中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比如说征服自然，就是一种自取灭亡之道。再比如说，它那种疯狂消费的价值观，被金融危机击得粉碎，这些都给“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的论调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辨别，不能一成不变。在我们的现实中，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是自由开放好，还是讲规矩讲秩序好，这又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它需要现实结果来证明。自由主义泛滥，导致打爹骂娘，目无师长，此类行为屡见不鲜，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是一切以自己利益至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对于这一点，就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到它是社会乱象之源。当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演讲中曾大声疾呼：“美国正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我今晚所警告的路：走向支离破碎和自私。在这条路上有一块错误的路牌说，‘自由’就是有权损人利己。这是一条为蝇头私利而纷争不已，终至大乱而无法前进的道路。这注定是失败之途。”而东方社会的讲规矩讲秩序，过于制度化，又使孩子缺乏冒险与创新精神。因此，法无定法，一切在于适当取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价值观，民主的一个基础前提是人民素质的提高，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一切都会适得其反。

所以，任何事情在时空中都是特定的。丁肇中的事例也能给我们启发。那是20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室做实验，连续进行了一个月，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紧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停地工作再工作。星期日是从来不放假的，因为在加速器上做实验，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去完成。正如用一台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去观测星空，某一小块星空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才能观测到，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