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河西偏安一隅，因此“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使家族之学遗传不坠，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河西儒学承前启后，在中国儒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尊儒重才，兴办教育

五凉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争霸河西，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招贤纳士，重视教育，培养和造就一批合格的官吏，于是他们任用有学之士主持教育，征聘名儒大师传道授业，尊师爱才，传授求学，蔚成风气。

前凉的张轨重视人才培养，兴办教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晋书·张轨传》)，并令有司推举硕儒，深得人心，“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张骏即位后，“立辟雍、明堂以行礼”(《资治通鉴》卷九十六)，任命右长史任处为国子祭酒，主持教育方面的事宜。张骏以后，前凉的教育不仅受到前凉君主的倡导和推进，而且各级官吏也积极支持和响应。张重华在闲豫庭宴集群臣，与著名学者索绥讲论经文，张祚、张天锡遣使备礼征聘凉州境内的知名学者郭荷、宋纤、郭瑀等至姑臧。敦煌太守阴澹、杨宣、酒泉太守马岌分别拜访当地名儒索、索袭、宋纤，或请为三老，命为祭酒，或画像铭诗，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南凉统治者秃发利鹿执政后，一改初期征战拓土，转而重视教育。他承认南凉政权“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同时也认识到“务进贤彦”、“极言无讳”，是改变南凉困难处境的良策效方，而祠部郎中史暠提出“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利鹿孤采纳史暠建议，“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同上)利鹿孤之后，秃发傉檀很留意延揽人才，随才擢用，广纳从南凉逃亡的士人及姑臧名流。南凉政权兴办教育，重视培养和聚集人才，意在抗衡强邻，争霸河西，但是客观上对河西文化的保存和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西凉建立不久，李暠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积极兴办教育。为了进一步统一河西，迁都酒泉，并实行“务劳养士”的正确策略，他亲自主持了图赞、勒铭、诗宴等活动，任用刘昺为儒林祭酒，在酒泉继续开设官学，定期举行严格考试，考试内容为儒学经典。

北凉诅渠氏重视经学，尊崇儒士。刘昺为河西名儒，博通经史，“沮渠蒙逊平酒泉，亦躬往致礼;至牧犍，又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廿二史札记·北朝经学》)。宋繇亦为河西硕儒，蒙逊平酒泉时，竟说：“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同上)其爱才重贤之心，溢于言语。又以河西名士“阚骃通经，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访以政事”。沮渠牧犍即位后，对阚骃“待之愈重”。程骏喜文学，牧犍擢为东宫侍讲。刘昺在蒙逊执政时，被安置在姑臧西苑的陆沉观讲授，有“学徒数百”，牧犍“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由于北凉统治者沮渠氏身体力行，北凉儒学兴盛。

(2) 师徒传授，私学昌盛

五凉时期兴办学校是出于政治需要，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合格的官吏，而民间私学的昌盛，师徒传授，则是立足于学术的发展，以求潜心学问，埋头著述。两晋时期，私学发达，名师大儒隐居不仕，他们固守儒业，聚众讲学，一人名下生徒数百上千，这种清淡寡欲，拒不应征的风气对河西文人士子也有影响。五凉时，河西私学昌盛。《晋书·隐逸传》中立传的宋纤、郭荷、郭瑀、祁嘉，均是前凉时在河西收纳门徒、讲经授业的名师硕儒。宋纤明究经纬，隐居酒泉南山，不应州郡辟命，受业弟子三千余人。郭荷隐居张掖东山，不应州郡之命，张祚曾征他为博士祭酒，署太子友，遣使强迫他至姑臧，他毫无兴趣，最后又被送回东山。郭瑀由敦煌到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晋书 ·郭荷传》)，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弟子千余人。前凉亡后，他在酒泉南山继续给三百弟子讲学，卒于南山。祁嘉西至敦煌求学，成业后，“西游海诸，教授门生百余人”(《晋书·祁嘉传》)，在张重华、张天锡在位期间，仍“教授不倦”。这四位名儒均以儒学经典为其治学及授业内容。

前凉私学不仅受业弟子多，而且师承后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前凉之后，刘昺成为河西大儒，正是师承传授的结果。刘昺是郭瑀的弟子，受郭瑀器重，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五百人”，他的学生索敞、阴兴、程骏在北凉沮渠牧犍时已学有所成，脱颖而出。刘昺继承师业，在文学、史学、玄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识水平与著述都超过老师，“蔚为儒宗”。由于刘昺的传授与奖掖，弟子程骏标新立异，另辟学术蹊径，钻研老庄，成为一名玄学家，突破了河西私学传授中固守经学的传统，学业传授已不拘一格，显示出勃勃生气，反映出学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河西大儒胡辩在前凉亡后来到关中，后来徙洛阳，受业弟子干余人，名声远扬，对关中儒风的兴盛有直接影响。

河西私学在前凉、西凉、北凉时尤为兴盛，名师讲学，弟子众多，师徒相承，推动了河西儒学的发展。河西儒学前期固守汉魏传统，名师隐逸不仕，穴居山谷，清高自居;后期掺入玄学，显示出儒玄合流的趋势，学者应征入仕，使官私教育合二而一。

(3) 传习家世之学

东汉末，中原发生动乱，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学堂，逐渐向西北转移，并变成家人父子之世业，中原儒学因而遗传不坠。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十六国时期，凉州成为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其中家世之学的代代相传是一个重要原因。

洛阳陷没后，由中原来到河西的避难人士日益增多，前凉张轨曾专门增置武兴郡以安排这些中原难民。这些难民中就有曾显赫一时的中原望族，如京兆杜预之子杜耽就“避晋乱，居河西，仕张氏”。他的曾孙杜坦日后曾向南朝宋文帝申辩：“臣本中华高族，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资治通鉴》卷一二四)河东裴佗“其先因晋乱避地凉州”，佗“少治《春秋杜氏》《毛诗》《周易》”，“世以文学显”，显然裴氏为世代书香名门，虽避地凉州，而家学相传未断。前凉亡后，前秦苻坚允许中州士民还归本乡，京兆杜氏、河东裴氏于是东徙离开凉土，但是还有一些中州名门望族继续滞留河西，几代人相继在河西度过，直到北魏灭北凉后迁至平城。如王睿、江式、程骏就是如此。王睿是太原晋阳的名门后裔，他的六世祖王横为前凉张规的参军，其后“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其父王桥精通天文卜筮之术，王睿“少传父业”，入平城后颇受器重。陈留江式祖上以文字训诂为业，其六世祖江曾为西晋冯翊太守，永嘉之乱，“弃官西投张规，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魏书·江式传》)。其祖江强入魏后，“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显然为书香门第世家。江式本人“少专家学”，他祖上虽避难河西一隅，而家学数世传习，所以“斯业不坠”，江氏入魏后，“官班文省，家号世业。”广平程骏的六世祖程良曾任西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程骏的祖父为后凉吕光民部尚书，骏师事刘昺，他与其从弟程伯达在北凉时都颇有名气。这些中州望族，他们的子孙都居于凉土，仍然保持着名门世家地位，世业相承，家学不殒，“衣冠不坠”，使先进的中原文化转移保存于河西地区。

河西当地也有很多世家望族，有家学渊源，如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昺、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都是河西名门后裔。宋繇家藏千卷书籍，有家学渊源，他们自祖父辈起就知名河西，本人自少年时就好学成才，入魏后倍受尊重。统治河西的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亦都是家世儒业的陇右大姓，他们关心培养自己的子弟，以保持家族的儒学传统。李暠生前就写下手令戒诸子，谓“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劝戒诸子“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李暠之孙李宝，宝子李冲，冲兄子李韶都深受家族儒学薰陶濡染，饱读诗书，满腹经伦，入魏后，对北魏的礼仪制度、建筑设计及其他汉化变革之事都参与规划制定，显示出河西世家之学的传统与影响。

总之，五凉时期，因兴办教育，设立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官吏;民间的聚众讲学、师徒传授，也对学术的传播和著述之风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中州避乱凉土之士和本土世族重视家学传习，使中州学说和本土学术赖以发扬并吸收融合，渐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魏书·胡叟传》)这正是河西儒学兴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