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目击：证人证词并非完全客观

当现场目击者被某些案件的残酷现场所震慑，尤其是激起了强烈的恐惧情绪时，将对某些细节信息产生歪曲或者错误的回忆，甚至出现偏差或者前后矛盾的紊乱回忆。

——证言有时并不是客观的，即使证人没有撒谎

证人亲眼目睹、亲耳听到或者亲身经历了案件的发生或者发展，对案件的破获有直接的帮助。通常，我们认为证人提供的证据是客观的、可信的，是符合事实的。然而，一些心理学研究发现，有时证人的证词并不客观，甚至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或者个人想象的成分。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要求志愿者单独在一个屋子看彩色胶片电影。电影的情节是——深夜的街头，一伙青年残忍地殴打一名流浪汉直至其死亡。看完之后，带领志愿者进入另一个屋子，告诉志愿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偶尔经过时拍下的。

心理学家要求志愿者回忆出现了几个暴徒，他们使用了什么凶器，以及施暴时间有多长。

实验结果表明，志愿者对影片的回忆结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女性志愿者的报告和影片实际情节相去甚远。

女性志愿者倾向于报告的暴徒数量比影片中的多，使用了影片中并不存在的棍棒和利刃，而施暴时间也被多估计了至少30%。

在这个实验中，男性回忆的结果相对女性来讲比较客观，基本吻合影片的实际内容。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回忆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

根据女性志愿者的回忆结果来还原犯罪现场，我们发现暴力程度更加强烈，大量暴徒采用了致命的武器长时间地殴打流浪汉致其死亡。女性回忆出的案件的恶劣程度比实际情况更高。这也符合女性的认知模式，因为在她们的思想中，暴力本身就是很残酷、不可接受的，因此对案件的恶劣程度评价偏高。

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唤起了女性强烈的恐惧心理。当女性追求美感、喜欢浪漫的本性遇到暴力场景的冲击时，会产生一种想要逃避的念头。这个时候，她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异常漫长，暴徒的恶行变得超乎想象的残忍。

虽然心理学家要求志愿者一直盯着显示屏幕并注意其中的细节，但是对于女性志愿者，她们即使看着屏幕，很多信息也都自动被认知系统过滤掉了，可以说完全没有进入记忆系统。因此，在回忆阶段就倾向于描述一件比影片记录严重得多的伤害案件。

志愿者没有撒谎，但是回忆的信息却和实际状况差别较大。这是因为这种有选择的，或者放大信息的认知趋向是对自我心理的一种保护机制，而这种保护机制是自动启动的，不需要我们强加意志力去控制。

如果一个案件有多个证人提供了一致的证词，我们更相信证词的客观性。但有时其中一些性格较强硬的证人，他们的坚定态度会影响其他证人的回忆内容，从而制约了证词的客观性，给案件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美国心理学家瑞特博士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四十名志愿者单独看漫画。漫画内容是一个女人偷走了另外一个人的钱包。

一半志愿者看到的漫画中，女人是独自一人偷了钱包；而在另一半志愿者中，女人还有一个同伙。

瑞特博士在志愿者看完漫画后一对一地提问“这个女贼有没有同伙？”结果，几乎所有人都答对了。接着，瑞特博士开始将两组志愿者搭配并进行提问。回答前，两人先讨论一下漫画内容，再给出一个确定答案。结果，十五组得出了统一的答案。也就是说，有十五人被另一方的记忆所影响，而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通常来讲，被影响的一方性格较柔弱，对于不同的意见总是持保留态度。当自己的观察和他人不同时，宁可相信别人是对的而怀疑个人的记忆能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记忆。

瑞特博士的实验中，有75%的人最终放弃了正确记忆。这个比例如果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失误。

有时证人甚至是当事人本人，也会产生不客观的指认。如果证人的指证态度明确，充满信心，错误信息有可能左右法官的审判。美国审判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案件。

1977年，威廉·杰克逊被联邦法庭指证犯有强奸罪。杰克逊坚持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在当事人态度坚决的指认下，法庭采纳了当事人的证词，宣判杰克逊强奸罪成立。

五年后，爱德华·杰克逊落网，他才是真正的强奸犯。威廉·杰克逊是被冤枉的，他和真凶有同一姓氏，长相也接近，故而被当事人误认，导致了冤案。

法官之所以相信当事人的证词，是因为当事人言之凿凿地坚决态度和对证词的确信程度让法官认为证人的证词是真实的，是基于客观事实的。

在排除了证人做伪证，出于某种目的捏造信息、虚构假象的复杂情况之外，有些时候，证人对证词的自信仅仅代表了他们一贯充满信心的行动风格，而并不表明他们提供的证词就是完全客观真实的。

即使证人根本没有撒谎，但有时他们提供的信息也不可靠。因为他们无形中被自己的想象和臆测所欺骗而无法识别出来，误以为那就是真相。此类证词的真伪只能依赖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