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名上帝所忌　得谤可以消名

——萧何自污

萧何与张良、韩信齐名，被人称为“汉初三杰”，为刘邦的西汉王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邦褒扬他们三人同时也是自我褒扬的一段话广为流传：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要想认识汉相国萧何，就必须直面他以退为进的“自污”抉择。

关于萧何“自污”的前前后后，《史记·萧相国世家》做了详尽的交代。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坚定地选择了淡出，韩信则被吕雉诛杀于未央宫，当年曾经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出于种种原因，充当了吕雉的帮凶，设计擒拿了韩信，制造了“成败萧何”的成语典故。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萧何因协助吕雉诛杀韩信有功，刘邦从与叛将陈豨交战的前线派使臣传命，“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对刘邦的特意封赏，萧何并没有联想到别的，幸赖一介商人“东陵瓜”召平冷眼旁观，看出了猫腻，提醒萧何大祸就在眼前，并献计要萧何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萧何依计而行，才解除了刘邦的担忧。以上，可视为萧何“自污”的前因。

汉高祖刘邦晚年对萧何的猜忌，可谓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

汉十二年是刘邦生命的最后一年，依旧率领军队与叛将黥布作战的刘邦，最放心不下的却是相国萧何，于是一再派人打听萧何在做些什么。萧何还打算依样画葫芦，重复上年高祖平定陈豨时自己的做法。这时，又有高明之客前来，点明重权在握的相国萧何深得民心，乃是引起雄猜之主高祖猜忌的根源所在。于是乎萧何别无选择，为求自保而不得不设法“自污”。果不其然，萧何的种种“自污”行为引发了受害民众的不满，却匪夷所思地打消了高祖刘邦的猜忌心。以上，便是萧何“自污”的经过。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结，而萧何却天真地认为已经完结了。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变故：

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明眼人一望即知，萧何的这次牢狱之灾，无非是因为又一次触动了刘邦的猜忌心的缘故。刘邦明明一直担忧萧何在民众中的威望超过了自己，萧何却还要不依不饶地为民请命，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又是什么？好在经过这次牢狱之灾，萧何彻底明白了刘邦的逆鳞所在，从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再重犯原先的错误，君臣之间也因此而相安无事。

赦放了相国萧何之后，刘邦很快便一命呜呼，手操朝廷生杀予夺大权的太后吕雉快意恩仇，却很难见到萧何出面劝阻。《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了萧何晚年的两件明智之举。一件是出于公心，推荐一向与自己不和的曹参做相国，一件是“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萧何的这一治家格言，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古来大智慧之人所追求的，往往不是眼前，而是长远。

回过头来审视萧何的“自污”。好端端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很无奈、很明智的抉择。设若萧何不屑于这样做，那么，他和主子刘邦之间说不出口来的心结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惨不忍睹的血光之灾。饶是萧何主动选择“自污”，主动委曲自己，适应高祖刘邦，还是一不小心就被关进了监牢中，何况不肯自污呢？俗云“伴君如伴虎”，萧何服侍刘邦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比较起过于自负不肯向主子低头的韩信者流来，萧何通过“自污”以求自保，无疑是很明智的选择。楚王韩信被刘邦伪游云梦而擒拿而贬黜为淮阴侯，罪名纯属子虚乌有。按说到了这个分上，智慧如韩信应当早已洞悉刘邦的机心，可是韩信就是不肯委曲自己骄傲的个性，就是做不到像萧何一样韬光养晦自污求全。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试想，萧何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尚且无法彻底消除刘邦心中的猜忌，韩信始终不肯低头服输，又怎么可能不让刘邦的猜忌与日俱增呢？无怪乎韩信死在未央宫的消息传到刘邦耳中以后，刘邦“且喜且怜之”，所关心的不是韩信的死，而仅仅是韩信死前说了些什么。通过韩信这个参照系，便能联想到萧何“自污”的更多内容。

相形于对韩信、周勃的评价，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并不高：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南宋思想家叶适便为萧何鸣不平：

萧何虽不逮古人，然汉非何不兴也。迁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之为刀笔吏，终遽于闳、散争烈。伊尹、傅说未尝无贱微之诮，此固何足论，然又何闳、散之易为乎？

金人王若虚亦云：

司马迁赞何云“与闳夭、散宜生争烈”，赞韩信则云“可比周、召、太公之徒”，赞周勃则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拟人，必于其伦，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辈而上方三代圣贤，谈何易哉？

如果是仅就明哲保身韬光养晦而言，萧何在人生歧路面前，审时度势而做出的“自污”抉择，确实要比韩信、周勃高明。

明人陈继儒编撰的《小窗幽记》中辑有这样一则格言：“清福上帝所吝，而习忙可以消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谤可以消名。”品味斯言，忽然觉得，萧何“自污”可以为之作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