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诗文批评·整合历代诗文观念的集成性

清代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时代特点，又使得它的诗文批评在内容方面具有整合历代诗文观念的集大成的性质。毫无疑问，清代在政治、经济、学术、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自身特征，这种本朝的实体存在对于形成诗文批评观念的性质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由于清代在上述所有的方面都是承前有余而启新不足，因此一言以蔽之，“集大成”乃是涵盖清代各个方面的最为基本的性质。影响所及，诗文批评观念自也不能例外。

如在耳熟能详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所谓四大诗观中，这一集成的性质表现得最为充分。王士禛的神韵说，综观其本人在各种场合的说明，是以明人的名词、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味”说、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及大量禅宗语录、画论中语化而为一的。张宗柟所辑《带经堂诗话》中的综论门、悬解门诸卷，便集中了王士禛所采用的前人这方面的诸多论述。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说诗晬语》中通过品评历代各体诗及重要作家表现出来的公允得当，在所编《古诗源》《唐诗别裁》和《清诗别裁》等选本中表现出来的取舍有度，实际上是从宋末严羽、方回到明初高棅再到明末清初许学夷、冯班等持续累积的辨体功夫的结晶，是在褪尽了明七子摹格煽调的火气之后方才得其环中的。袁枚的性灵说，不仅在“性”一方面将明人论及的“赤子之心”发展至“芬芳悱恻之怀”，而且克服了公安三袁有“性”无“灵”的跛足病，同时强调了“灵”亦即“性”之表达、表现的一方面，致使历代诗人“寸心”所出的各种创作原则和大量表现法则，或相得益彰，或相反相成，令人叹为观止地被融于一个堪称最少片面性的诗学体系之中。他的《续诗品》论创作问题，便体现了这种全面性;《随园诗话》中诸多论述所具有的开悟启智之效，也每有圆融大度的气象，而绝不局于一家一法。翁方纲的肌理说，则是历代主理、主学以及各家宋诗观的总合，在其《石洲诗话》《小石帆亭著录》及《复初斋文集》的一些单篇论文中，对此有较具规模和极为透辟的解说，这一点下文将另予说明。

四说之外，亦不乏其例。如王夫之《姜斋诗话》论述情景关系，便有“景生情，情生景”、“情中景，景中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不能作景语”便“不能作情语”、“心目相取处”、“即景会心”、“以小景传大景之神”等一系列见解，实是古典诗论相关认识的一次较为全面的集中整理与新的发挥。又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论述诗教原则，特为标举《三百篇》中的“柔惠且直”一语，以释“性情”的“直”与“柔”两个方面;同时又多方解释《三百篇》的所谓“神理意境”：“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将历代以来几乎所有具有正面价值的诗学基本原则，均置于《诗经》名下，也是一种欲集大成的眼光与用心。

清人诗学著述又每每好将古典诗学的四大论题——诗旨原则、诗人诗作品评、诗体特征、诗法规则等在一部著作中包举无遗;每一题又好从头道来，如评诗人诗作，便往往从汉魏逐朝而下，直至作者本人所处的时代，以致即使就一部著作而言，也体现出卷帙的严整性与系统性来。这类著作较重要的如吴乔《围炉诗话》、毛先舒《诗辩坻》、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李调元《雨村诗话》(话古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刘熙载《艺概·诗概》、钟秀《观我生斋诗话》等，其中的任何一册在手，都可约略窥知中国古典诗学的概貌。凡此皆为清代诗学之整合、集成性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