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一支影响很大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是在继承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苏轼等人反对西昆体纤巧浮艳诗风的基础上产生的。
 江西诗派之说始于南北宋的理学家吕本中，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又据《宋史·艺文志》载：吕本中曾编《江西宗派诗集》一百五十卷，曾紘编《江西续宗派诗》二卷。从此，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之名立。因此，严羽《沧浪诗话》说“宋诗至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江西诗派中所列诸家，有的既非江西人，也不尽为知名之士。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其《江西宗派序》中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江西诗派之所以自成一派，其主要原因是“味”同，即他们的诗歌风格和艺术创作主张相同而已。因此，后来南宋的曾几、吕本中、陈与义、杨万里、曾紘、曾思等人，也被列入江西诗派。宋末方回又在《瀛奎律髓》中倡“一祖三宗”之说，奉杜甫为祖，下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江西诗派逐成为一个作家众多，有祖有宗的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的艺术创作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提倡“夺胎换骨”法。古典诗歌的体制，经过无数诗人的努力，至唐而大备，诗歌的发展已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五七言古今体诗歌的领域，可以说已被唐人开拓殆尽。因此，后来的诗人想超越它，实在是难而又难。在这种情况下，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为了继承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苏轼革新诗文的主张，摆脱当时西昆体的影响，去其学晚唐而取其形式——得貌遗神的大病，开拓宋诗发展的新路，创造了“夺胎换骨”法。他说：“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释惠洪《冷斋夜话》引)“夺胎换骨”主要是指师前人之意，即用前人作品的意思，再用自己的语言出之。这一主张被江西诗派奉为金科玉律，成为他们的主要纲领。因此他们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作诗要“合古人”，必须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做到字字有来历。所以主张多读书，学韩、杜，学孟(郊)、张(藉)。他们一方面，吸取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入诗，另一方面，从前人作品中摘取人们不常用的俗语、成语、典故构成诗句。如《次韵子瞻赠王定国》中“百年炊未熟，一垤蚁追奔”句，是用唐人传奇《南柯记》的故事。《戏赠彦深》中“上丁分膰一饱饭，藏神梦诉羊蹴蔬”句，是用《启颜录》上的笑话：“一人常食蔬，忽食羊肉，梦五藏神诉曰，羊踏破菜园……”又如《登快阁》的“痴儿了却公家事”句，是用《晋书·付咸传》上典故，包括了自嘲、自许、自放、自快等意。同诗的“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两句，从伯牙、子期关系到嵇康被刑时的“广陵散绝”，含义极为丰富。再如《题李亮功戴嵩牛图》：“觳觫告主人，实已尽筋力；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是暗用《南史·陶弘景传》中的故事。据载：梁武帝礼聘不出，画二牛，一牛散放山水草间，徜徉自得；一牛着金笼头，有人以杖驱之。武帝览图笑曰：“此人岂有可致之理？”山谷此诗取其意，表达了他仕途失意、泥涂轩冕的志趣。江西诗派在使典用事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因追求过甚，喜欢“掉书袋”，弄得诗歌晦涩艰深，旨意难求，逐成为宋诗的一大毛病。因此，金代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诗话》中尖刻地批评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为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其二，提倡“点铁成金”法。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愈)、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点铁成金”主要是师前人之辞，即借用、点窜前人的诗句。这是黄作诗的要法，也是江西诗派尊奉的宗旨。如白居易的诗是“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黄诗为“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王安石的诗是“祗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钩丝？”黄诗为“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钩丝。”刘禹锡的诗是“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黄诗为“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杜甫的诗是“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黄诗为“林薄鸟迁巢，水寒鱼不聚。”杜诗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黄诗为“平原秋树色，沙麓暮钟声。”杜诗是“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黄诗为“眼中故旧青常在，鬓上光阴绿不回。”杜诗是“昨夜月同行”，陈(师道)诗为“勤勤有月夜同归”。杜诗为“暗飞萤自照”，陈诗为“飞萤元失照”。杜诗是“寒花自暂香”，陈诗为“寒花只自香”等，都是“夺胎换骨”的例子。因此，王若虚《滹南诗话》说：“鲁直(黄庭坚)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这些批评，虽因完全否定借鉴前人而有失偏颇，但针对诗派，特别是后学者过分摸拟的恶习而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其三，提倡“诗眼”法。所谓“诗眼”，即黄庭坚论诗时提出的“句中眼”，吕本中宣扬的“活法”。就是把诗句中最关键的字锤炼得生动传神，使其一字生辉，整个诗句因此而活了起来。他们认为若要诗卓然自立，必须除陈言，反俗调。提倡“宁掘勿巧，宁朴勿华，宁粗勿弱，宁僻勿俗。”(陈师道《后山诗话》)力主把“诗眼”中的字锤炼得冷俊兀傲，以造成诗句的险僻与新奇，从而形成自己的“瘦硬”风格。如《次韵杨君全送酒》中的“秋入园林花老眼，茗搜文字响枯肠”，和《次韵柳通寄王文通》中的“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分别把“花”字从名词、“朱”字从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又如《听宋宗儒摘阮歌》中的“寒虫催织月笼秋，独雁叫群天拍水”，竟把“天”、“水”颠倒来使用，其目的是形成语奇俊峭的“瘦硬”风格。《容斋续笔》中说：“黄鲁直‘高蝉正用一枝鸣’句，‘用’字初为‘抱’，改为‘占’、‘在’、‘带’……至‘用’而定。”通过以上诸字的特殊用法，可以看出山谷及江西诗派想通过“诗眼”法的运用，在用字遣辞上力求翻新立奇，欲造出韩杜“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的诗歌艺术特色来，以增强诗的表现力和美感作用。
 江西诗派这种“奇”“硬”的诗法，一扫晚唐及西昆的柔靡之风，终于形成一种独具雄奇冷峭的“瘦硬”风格。苏轼评论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东坡题跋》)张巨山说：“山谷酷学少陵(杜甫)，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耳”。以上两人之论，不仅是对黄庭坚，也是对江西诗派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价。
 其四，喜制拗律，造拗句。主张宁律不谐，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使语俗，以创立一种“生新瘦硬”的工巧。诗的拗体，本始于杜甫的七律。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拗字诗，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到了韩愈，又加以继承扩大。山谷却特倡此种体制，且大量运用在诗歌创作方面，于是相袭为江西诗派的特殊风格。所谓拗律，是指律句中个别字的平仄互换，应平者改为仄，应仄者改为平，使诗的音调反常。读起来拗口拗声，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力求在“不和谐”中求得挺拔劲峭之美黄诗中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独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诗人画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撼床”等，均系拗律。所谓拗句则是句法组织上的变更，使诗的语气反常。以五言诗句法为例，其组织结构本多上二下三，黄却改成上一下四，或上三下二。如黄诗的“石——吾甚爱之，勿遗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以七言诗句法为例，其组织结构本多上四下三。黄却改为上三下四，或上二下五。如黄诗的“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另外，在句子结构上，把主、谓、宾的次序颠倒过来，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之中。如《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中的两句：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意思是用鱼肚作脍，像雪片儿飞落下来，堆满盘中。煮熟的鸡头芡实，象千万颗明珠，数以斗计。其目的在于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以期能独创一格，既可前无古人，又能凌驾侪辈。从诗歌发展需要创新来看，本无可非议，只是后学者竟自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花样繁多，什么“单拗体”、“双拗体”、“吴体”等，近乎文字游戏，终于走向以词害义的形式主义泥淖之中。
 江西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豫章，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治平进士。哲宗时，被招为秘书省校书郎，修《神宗实录》。后因新旧党派之争，他与苏轼有学棣关系，故被贬到涪县(四川涪陵)、戎州(四川宜宾县)、黔州(四川彭水县)等地，后死在宜州(今广西宜山县)。他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驾齐驱，是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他和秦观、张耒(lei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zhi智)被称为“苏门六君子”，与前三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齐名，故世人以“苏黄”并称。南宋江湖派诗人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中说：“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山谷)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因此，他在文学上的声誉，不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成就，并获得江西诗派领袖的地位。
 最能代表黄诗独特风格，而又受人称道的作品是以下两首：
 落星开士深结屋，尤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虅一枝。(《题落星寺》)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
 这两首诗虽使典用事，而无旨意难求的怪僻晦涩；瘦硬劲峭，而不乏情寡味；通俗明白而语意曲折，毫无“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病。所以后人评论其诗说：“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因此，后世论者认为山谷虽以学杜为本，但在谋篇、用韵等方面，实兼擅韩愈、孟郊之长，而又能加以融会贯通，出以己意。于杜则得其骨，命意立言，力求沉着，时有一唱三叹之音；于韩则得其恣肆博大，有“匠石斵垩，运斤成风”之妙；于孟则得其险，炼字妥贴排奡，而不流于怪僻。这种说法，虽失之评价过高，但确实道出了山谷诗的艺术特色。
 黄最好的诗还是被贬谪后，独抒真情实感的诗，例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两首：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澦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这两首诗感情真挚，音韵流啭，骨气尤高，把诗人万死投荒”遇赦东来的欣喜心情，抒写得淋漓尽致，毫无“搜猎奇书，穿穴异闻”的瘦硬、新奇、怪癖，实属黄诗中的上品。遗憾的是，它并不能代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艺术风格，而且象这样的作品，在黄诗中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陈师道(1053—1102)，字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任徐州教授、太学博士等职，后以苏(轼)党之嫌罢免，贫病而死。陈极力推崇山谷，他说：“仆於诗初无诗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干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答秦观书》)但他推崇而又不拜倒在山谷脚下，他是最早发觉黄诗缺点而又首先突破其藩篱的诗人之一。他认为黄诗“过于出奇，不如杜甫之遇物而奇，譬如大海无风，而波涛自涌。”因而专心致志于学杜。他是一个有名的苦吟诗人，其创作态度的严肃，与中唐韩门的贾岛、孟郊相似。他的代表作如：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残更。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舟中》)
 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优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除夜》)
 这两首诗反映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穷途落魄的不满与眷恋故土的一片深情。诗写得慷慨苍凉，意新词雅，有杜诗的浩荡博大之境，而无黄诗的气乏浑厚之弊；有黄诗的奇峭清新之气，而无其生硬晦拗之习。如果不是在国破家亡，到处漂流的大动乱中，他是不可能认识到杜甫诗的高妙所在，也不可能在后期着意学杜甫而有所得。
 陈与义(1090—1139)，南宋诗人，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官至参知政事。他才情颇高，对于前贤作品，博观约取，善于变化。其诗祖杜宗黄，但他并不株守黄派的成规，而能博采各家之长，开拓出自己的诗风。他祖杜甫，同时又尊陶渊明、韦应物，他宗黄庭坚，同时也爱苏轼等人。所以他的诗风格较为圆活浑厚，而不专以奇峭拗硬见长。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实践中，他目睹了北宋之亡，晚年又身经湘南流落之苦，故诗多沉郁之音。宋末刘辰翁谓之：“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简斋诗集序》)其代表作如：
 一自胡尘入汉关，六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
 门外子规啼未休，山村日落梦悠悠。故园便是无兵马，犹有归时一段愁。(《送人归京师》)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峰。(《伤春》)
 诗中有寄托，有感慨，有讽谕，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读之既无黄诗的拗涩，又无陈诗的瘦硬。方回评论其诗说：“气势雄浑，规模广大”，有“闲雅之味”。因此，《四库全书提要》说陈与义“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
 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主观上是要继承梅尧臣、苏钦舜、欧阳修、苏轼反晚唐、西昆的诗文革新工作，企图在诗坛上有所建树，从诗歌发展史来看，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有别于唐诗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开拓诗境、反对庸俗，语言独创等艺术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探索宋诗新的道路和开创宋诗新的境界方面，是有贡献的。但他们不懂得西昆诗派的主要弱点，是由于他们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而造成作品思想内容的贫乏空虚，反而错误的认为西昆派的弊端在于读书不多，以致艺术技巧不高，于是片面强调读书，学习杜甫和韩、孟，幻想单纯从形式上模拟他们深沉雄浑、新奇险僻的风格，来转变西昆体辞丽藻绘的平弱诗风，因而同样走上了脱离现实，闭门索句，专讲技巧的形式主义道路。特别是后学者，仅学了李白诗中偶然有的散句，学了杜甫善于使事用典、炼字琢句，学了韩愈的幽险拗涩，于是形成诗歌过分散文化、典故化等不良倾向，使诗歌缺乏形象思维，大多数诗读之味同嚼蜡。因此，江西诗派尽管作家众多，在理论上睥睨一代，但在创作上并没有十分突出的成就。即使黄庭坚、陈师道及后来的曾几、陈与义等人，也远不如梅、苏(舜钦)、欧、苏(轼)的成就高。但由于当时禅学盛行，黄庭坚等人的主张除直接满足了当时脱离实际、空谈哲理、闭门读书的知识分子及士大夫们的需要外，另一方面，他们独具一格的诗风，颇见功力的艺术技巧，比较系统的创作主张，引来了许多文人学士的追踪。所以，尽管嘉定后为人所厌，四灵派兴起，仍然冲不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后来江湖派风行天下，江西诗几绝。但到了宋末，又有刘辰翁、方回两人出来，成为江西诗派的最后余响。并由他们两人，把这种诗风带到了元朝，历经明代，直到晚清的宋诗派之中，还荡漾着它的余波。因此，朱彝尊说：“宋自汴京南渡，学诗多以黄鲁直为师。……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者，惟江西最盛。”(《裘司直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