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和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又曰：“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词人遗翰，莫见五言。”然则在汉之初，去三百篇未远，作诗者犹重四言，如相如《封禅颂》、傅毅《迪志诗》可称诵也。此西汉之诗源于三百者也。虽然，已不能抗行三百矣，诗体至是盖不能不变。严沧浪曰：“风雅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五言诗者，其源实导于三百，而欲变《离骚》复杂之辞者也。观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皆五言连用。特未以为全篇耳。《离骚》文辞复杂，五言句实不一二觏。西汉之初，学者既惮乎三百篇之简奥，而又以《离骚》过为繁杂，乃创此体。赵瓯北所谓“天地自然有此一种，至时而开，不能秘者也”。五言之兴也，始于汉武，班孟坚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其篇目则见于《艺文志》中，而多不传。然自此则五言之诗，且以入乐府(自武帝以前，若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唐山夫人造《房中乐》，至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迄于文帝习常肄归无所增改，皆用三四言或长短句)。徐伯鲁云：“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此刘彦和所谓延年以曼声协律，司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盖变乐府为五言，此其时也。乐府既有五言，于是《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相继成篇，遂为五言古诗之首。此五言诗所由兴也。

七言之兴也，亦始于汉武，《古文苑》云：“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座。”自梁王以下作诗者二十五人，然则汉初能为七言者，盖尚罕也。刘彦和谓七言亦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是已，顾亭林谓楚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说亦良是。然未以为全篇也。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始耳(古诗歌七言之可诵者，若宁戚《饭牛歌》、高祖《大风歌》、项羽《垓下歌》。然《饭牛》、《大风》两章纯乎全篇七言也。《垓下歌》七言矣，然中用“兮”字，雅近楚辞，亦不得以此为七言诗也)。虽然武帝柏梁诗体，如今之联句，非一人全篇之作，至后汉张衡作 《四愁诗》，七言之体益著。此七言诗所由兴也。

五、七言既联翩而起，其后别自为体者，又有八言、六言两体，见之《汉书》。八言则东方朔能之，本传谓“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今已不传，其在当时，若汉高之《大风歌》，武帝之《瓠子歌》、《秋风辞》，其中咸有八言句，特句中必用“兮”字，又似《离骚》，不得以为八言诗耳。六言诗，刘彦和以为杂出《诗》、《骚》，观《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则六言句已开其端。至若《离骚》去其“兮”字，六言尤多。然亦未尝以为全篇也，任昉云：“六言诗始于谷永”，今已不传。《后汉书·孔融传》云：“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即六言诗也。今已不传。然则六言之诗，在前汉则谷永创之，在后汉则孔融擅焉。而皆不传。盖六言起于五七言之后，且汉人文赋书牍，多用六言，是故以之为文者多，而以之为诗者少。此六言之诗所以不能兴起欤。

自五言诗既兴，在汉初，论者以李陵为大宗，钟嵘《诗品》云：“李陵之诗，源于楚辞。若班姬、若王粲、若魏文帝，其源皆出于李陵者也。”其在曹魏，以曹植、王粲为大宗，钟嵘《诗品》又云：“曹植之诗，源于国风，若陆机、若谢灵运，其源皆出于曹植者也。”“王粲之诗源于李陵，若潘岳、若张协、若张华、若刘琨、若卢谌，其源皆出于王粲者也”(皆见钟嵘《诗品》)。观钟嵘所品，则汉魏间之诗学源流亦可见矣。

六言不能兴起于汉，逮及曹魏时，文帝亦能此作。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文帝《答群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则通体六言。然则兹体不传于汉，而复起于曹魏时矣。

八言、六言而外，又有九言诗，任昉 《文章原始》谓自魏高贵乡公，然其诗不传，至昭明太子序《文选》云：“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然则九言诗自魏至梁，咸有作者，如宋谢庄《白帝辞》(见《宋书·乐志》)，如南齐《祭歌辞》(见《南齐书·乐志》)，皆全篇九言者，要之自唐宋以来，为此体者盖殊罕也。《毛诗》孔疏曰：“诗句更不见有九字、十字者，由声度阐缓不协金石也。”总斯而论，诗以五、七言源流为大，余则间有为之者，兹不具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