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偏爱的四位诗词大家
毛泽东对古代诗词大家的偏爱，可用10个字来概括：诗最爱三李，词最合稼轩。
三李指的是李白、李贺、李商隐。据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的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其中“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200首）。他非常欣赏李白的浪漫飘逸、李贺的奇艳瑰丽以及李商隐的沉思缜密。
毛泽东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富于幻想和浪漫情怀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是有益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定积极意义。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稼轩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号，他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有论者曾这样赞美：“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郭沫若曾为辛弃疾之墓撰写挽联：是对辛弃疾词的风格与价值的最有见地的评价。毛泽东对辛弃疾词作中洋溢的弓马英雄之豪气颇为赞赏，对辛词评价甚高。
“三李”
毛泽东十分喜欢李白的诗歌，身边常有几个录有李白诗歌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等，所以对李白的许多诗作都熟稔。《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卷》里，就收有毛泽东手书李白的16首诗作，其数量居毛泽东手书古人作品之首。
据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回忆，1942年4月13日，他和作家严文井、周立波去见毛泽东，谈到文艺工作，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不但自己读，而且还经常推荐他人也读读李白。1959年8月6日，毛泽东曾把李白的《庐山谣》推荐给儿媳刘思齐，鼓励她开阔胸襟，从毛岸英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毛泽东又将这首诗书赠党中央常委诸同志一读。
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歌，首先是欣赏李诗的艺术成就。他曾对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他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注释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中的《蜀道难》这首诗的批注中说：“此篇有些意思。”在同一本书的《将进酒》的标题前，毛泽东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又画了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注：“好诗。”毛泽东还对李白的《梁甫吟》《古风五十九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做过批注。毛泽东还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李诗的艺术成就，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泽东对李白尽管很喜欢，但他一贯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人与事的辩证法，也指出了李白的消极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批评说李白“尽想当官”和有“道士气”。李白诗歌的清晰洒脱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楚骚的瑰丽，但其不少诗作中的道士气确实很浓，如有时流露出及时行乐、放浪形骸以及理想破灭时的消极遁世思想。在李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做大官”的意识也很浓。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的名诗《梁甫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梁甫吟》是李白被排挤出长安后官场失意之时的悲愤之作，他在诗中引用了汉代郦食其的故事。郦是一介书生，嗜酒如命，被称为“高阳酒徒”。他曾给刘邦献计而克陈留，被封为广野君。公元前204年，他游说齐王田广归汉，使刘邦不战而得齐国七十余城。但此时韩信乘机奔袭齐国，齐王以为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他，便把郦扔进了油锅。李白很推崇郦食其以三寸不烂之舌建功于风云际会之时的才智和气概，故说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一举成名。
毛泽东不赞成李白在这首诗中透露出的在建功立业上那种书生式的纯理想化的思想和认识，他在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说到秦始皇时随口引出了《梁甫吟》，并用打油诗的方式批评了李白：“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对李白的《梁甫吟》，毛泽东还是很喜欢的。在他的故居藏书中，有一份《梁甫吟》的手抄本，是用一寸大小的毛笔字抄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这是毛泽东晚年视力减退时，为阅读此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从此本右上角的两个圈记看，毛泽东两次读过这个手抄本。在《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旁，也画有表示读过两遍的大圈；并在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朝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多种版本的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选》等，几乎每本都被毛泽东圈画过。至今传世的李贺诗共240首，毛泽东圈过的就有83首，有的圈点多达四五次。
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在一则有关王勃的批注中，称李贺是“英俊天才”，但“死时二十七”，“惜乎死得太早了”。在50年代末，每次提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总是提到李贺，称他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
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的最后，他写道：“李贺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毛泽东本人的诗词也颇受李贺诗的影响，在其词句中经常可见到李贺的影子。所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及《念奴娇·井冈山》中，即点化李贺《致酒行》中而成。在1949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更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之句，只是毛泽东的诗中赋予了新的含义。
毛泽东多次圈画李贺的《致酒行》中之句，对之百读不厌。
李贺的另一首诗《梦天》也是毛泽东非常喜爱的。此诗有晋人游仙诗之风，诗人对想象中月宫的描绘可谓美丽奇特，在所有写月宫的诗中独树一帜。诗人梦游月宫，感宇宙之博大，察地球之渺小，九州大地，自天外观之不过是烟尘九点；大海汪洋，从高处俯察，不过是杯中之水。诗中揭示的永恒与短暂、伟大与渺小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极富哲理的。雄视千古，善于从大处着眼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毛泽东特别欣赏这首诗，他在黄陶庵评本《梦天》一首题头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有所不及”处，每处都圈点断句，表明他对黄陶庵说的极其赞同。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诗句以及《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很显然有李贺《梦天》一诗的影响。
毛泽东曾对随行人员谈到李贺“专门做鬼怪的诗”，其作品“是鬼诗，不是人诗”。毛泽东欣赏的是他那富于想象、浪漫奇崛的诗风。
毛泽东喜爱读李贺的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很欣赏李贺不满封建统治、不迷信封建帝王的叛逆精神。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写到“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天迹”，在《苦昼短》中写到“刘彻藏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诗中敢于称汉武帝为“刘郎、刘彻”，直呼秦始皇为“嬴政”，正是表现了作者的这种勇气。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提倡振作精神，破除迷信，曾举李贺为例。毛泽东说，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
李商隐是晚唐的着名诗人，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泽东也很喜爱李商隐的诗。不但喜欢他的《无题》《锦瑟》《嫦娥》等情致缠绵的爱情诗，而且也喜欢李商隐的《贾生》《马嵬》《隋宫》等政治诗，并对其好多作品都能熟背如流。据大学者周谷城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到旧体诗及李商隐，兴之所至周背诵李商隐诗《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背到此，周忘记七、八两句，背不下去，毛泽东便接口背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学者刘大杰谈话，毛泽东问刘大杰：“《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背后，毛泽东慨叹：“写得好哇！写得好！”
1958年11月1日，在河南新乡视察工作的毛泽东，召见了时任沁阳县委第一书记的赵汉儒。毛泽东问赵汉儒：“沁阳是李商隐的故乡，李商隐的诗写得好哇，我很喜欢他的诗！雍店这个村还有吗？李商隐就是这个村的！”赵回答说：“这个村现在叫新店。”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接着说：“应该叫新店，叛匪火烧雍店，叫新店好，好！”
1975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老师为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的毛泽东读书。据她回忆：有一次给毛泽东读李商隐诗，读错了一个字，毛立刻让她停下，并进行纠正。可见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歌还是那么熟悉。
毛泽东对李商隐生平事迹以及其生活也有兴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天，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过一封信：“田家英同志：苏雪林着《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
毛泽东还关注和参与李商隐诗歌研究。他读《历代诗话》，关于李商隐《锦瑟》中的“锦瑟”解释，对苏东坡的“适、怨、清、和”说和其他几种关于“锦瑟”的不同解释，一路画了密圈。1965年6月和刘大杰谈到李商隐“无题”诗，毛泽东发表意见：“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1975年8月2日，刘大杰为修改其《中国文学发展史》，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答：“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定语，暂时存疑可也。”
毛泽东常以李商隐诗作为书法练习内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等。
由于对李商隐部分作品烂熟于心，毛泽东能够随口化用其诗句。余泊流、陈钢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书谈道：“1933年底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与妻贺子珍常在福建长汀卧龙北山散步，一次贺被路边腊梅吸引，让毛泽东看，他看后随口吟了两句：”这第一句显然从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句化用而来。
毛泽东的《七绝·贾谊》明显吸纳了李商隐咏史诗《贾生》。《七绝·贾谊》全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李商隐《贾生》全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七绝·贾谊》第一句“贾生才调世无伦”显然从《贾生》第二句“贾生才调更无伦”引化。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一般是“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读书时常在书上写批注，还用各种圈、点、勾、画等标记。每读一书、一诗，通常在书封面、诗标题前画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在诗标题前连画几个小圈，表示对该诗重视或欣赏。对诗中好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画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据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圈画李商隐诗30余首，毛泽东圈画过多次的李商隐诗有《有感二首》《重有感》《锦瑟》《夜雨寄北》《马嵬》等。还有《贾生》，6处圈画。《北齐二首》《隋宫》和《韩碑》，分别圈画3至5遍。《无题》（“”），在标题上连画三圈，圈画5遍。《无题》（“”）、《无题》（“”），画着大圈、小圈。读《随园诗话》时，毛泽东对杨守和、尹文端集李商隐诗句的对子“”加了圈画。需要说明的是，张贻玖统计仅限于中南海故居藏书，不包括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前的阅读，也不包括其后毛泽东在外出考察时所读的书。
辛弃疾
据统计，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还是辛弃疾的词，共有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四册《稼轩长短句》，每册的封面上，都有毛泽东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还有毛泽东评点过的几部《词综》，其中辛弃疾的词也是圈画量最大、次数最多的。
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的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弃疾的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600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
毛泽东对辛弃疾的词都很欣赏，尤其欣赏他想象奇特且具科学色彩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这首词别开生面，词人从“送月”这一新的角度，以朦胧的想象探讨了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一宇宙观，是一首想象奇特、构思新颖的送月词。词的视野广阔，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包含生活逻辑，且有难能可贵的科学断想，彻底打破了前人咏月怀乡的陈规，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其意义比那些对月伤怀的作品寄托深远，其境界比那些单纯描写自然景物的咏月词更高一筹。辛弃疾（1140—1207）生活的12世纪，这种奇思异想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荒诞的。可是到了15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关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理论出现后，辛弃疾的想象就被科学真理所证明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曾对之叹曰：“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这首词。1964年同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了这首词：“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