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乐》是李清照晚期词作的名篇之一。它与早期抒写个人闺中生活的词篇有所不同，其主旨结合了故国之思和沦落之悲，写得苍凉沉郁、委曲宛转，感人至深。南宋末年爱国词人刘辰翁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还说，他日后“每闻此词，辄不自堪。”(见《须溪词·永遇乐》题序)可见它的感染力之强。
这是一首元宵词。词人通过她避难江南时一次元宵节的生活感受，寄托了她的故国之思和对现实的批判。在宋代，元宵节最盛大的节日，王朝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曾大肆渲染节日的气氛。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热闹景象道：“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娥儿直到鳌山看灯”(前集《元宵看灯》)。还说，当时节日之夜，“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北宋亡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北伐，更加追逐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临安仍继续着元夜狂欢的旧传统，其盛况有增无减。据周密《武林旧事·元夕》条记载说：“大率仿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这就引起词人李清照的沉思和忧虑，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元宵词。
词的上片，先从元宵节的傍晚写起：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作者一开始给读者布置了一幅美妙的节日晚晴的景象：那灿烂的落日，放射出异样的光辉，仿佛黄金熔化、金光闪闪;那薄暮的云朵，连成一片、像块块白玉，互相衔接、堆砌在一起。大自然的景色，是这样迷人，但主人公却紧接着一句反问：“人在何处?”一个转折，立即把美妙画面涂上了一层忧郁的阴云，令人陷入沉思。这里的“人”字，人们多指词人的丈夫赵明诚，这有一定道理，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避难临安，寡居无依的李清照，在元宵节日想起丈夫在世时的欢聚情景，当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从词的上下文来看，这个“人”字似指作者自己更有余味。作者不是曾经这样悲歌过吗?“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南歌子》)。江山依旧，物是人非，而我现在是在哪里呢?节日的美景，反而使主人公感到一片寂苦凄凉：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词的上片，主要从眼前景物写起，利用节日的欢快景象对比自己主观心绪的悲凉，从而衬托出她内心的国难当头、物是人非、好景不长的感受。
词的下片，则主要从更广泛意义进行今昔对比，以进一步在宏观上发泄她“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的故国之思和沦落之苦：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往日的汴京，元宵节是多么繁盛热闹啊!那时候，象我们这些闺中妇女，都有许多闲暇，在隆重的元宵节日里，可以不受物议地外出观灯赏景，大家戴着翡翠羽毛的帽子，头上插满了用金线编织的绢花首饰，个个妆扮得齐整、时髦，拥挤在张灯结彩的街道上。但是现在呢：中州节日的盛况哪里去了?它早已成为往事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只对祖国山河的怀念之情。所谓“江山留与后人愁”(见李清照《题八咏楼》)，谁能耐烦这“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呢?于是，词人面前的一切，在愁思之余，立即变得黯然失色了：
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总起来说，这首词通过良辰佳节的欢乐与国破家亡的尖锐矛盾，强烈地对比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社会境遇，对比了他人和自己的截然相反的心绪，从而委婉曲折地批判了南宋小朝延苟安享乐、漠视民族危亡、忘记国家耻辱的国策，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印记。
有人说，李清照这首词“只是歌唱自己，不涉及国事”;或者说它“除了抚今思昔，哀怨感伤，没有更为积极的因素”等等，这显然是不公允的。评价任何一篇作品，都离不开它所产生的社会时代、离不开作者的思想实际和生活感受;同时，作品的形象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则也是我们评价作品的重要依据。
有如前述，处在南渡国破家亡的巨创痛楚中，李清照的悲叹个人遭际的作品，其意义本身都已超越了个人身世之感，它自然带有动乱时代逃亡人民的共同哀愁，反映出南渡人民辞乡别土、流离失所者的意欲返回故里的共同愿望，此其一。其二，李清照是一位具有浓厚爱国思想的作家，这在其后期的诗文里有着更为明显的表现;而其词，则因受到当时“诗庄词媚”的传统影响，不能象在《乌江》(即《夏日绝句》)、《打马赋》等诗文中那样慷慨吟咏其高昂的爱国思想，措词一般都比较含蓄委婉，但其怀念故国的情思，却仍然依稀可辨。张端义《贵耳集》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这就正确地指出了此词的故国之思。其三，这首词问世之后，它由于突出今昔盛衰感，在社会上发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引起一些爱国诗人、词人的共鸣。例如比李清照稍后而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刘辰翁及辛弃疾等作家，他们都深受感动，起而“效易安体”，依声填词，以抒发他们自己的爱国情怀，就是明证。
李清照晚年的词作，不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了较明显的转折。从南渡前的追求爱情、抒写闺怨，到南渡后的对“中州盛日”的深切怀念，这个深刻的转折，不仅增强了李清照后期词作的思想深度，还在艺术方法上表现了新的探索和新的创造。“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遹《金粟词话》)，这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譬如此词的全篇，运用了许多质朴清新、浅显易懂的语言，得以生动、富有感染力地表达了她内心的细腻委婉的情思。张端义在其《贵耳集》中曾具体地分析道：“‘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可见平淡浅近的语言，并不是浅陋俚俗，而是更见出作者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文学史证明：大凡在生活旅途上遭受过沉重磨难和打击的作家，他们晚年的艺术风格，往往趋向平淡自然。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都是这样。苏东坡曾形象地总结这种文风变换的情况道：“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非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见周紫芝《竹坡诗话》)李清照晚年词风的变化，也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规律。她在南渡饱经忧患之后，已不再象青壮年时期那么逞才使能了，而开始从惊词险句转向了平易浅近，从而创造了她独树一帜的“李易安体”。这个“李易安体”，人们公认，是李清照词作更为成熟的标志。“平淡入调者难”，达到这一步，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表明词人在炼字炼句方面，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也正是她“绚烂之极”的表现。怪不得张炎在其《词源》中颇为感慨地说：“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向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
能在“短幅中藏无数曲折”(黄了翁《蓼园词选》)，也是《永遇乐》艺术实践的成功表现。词一开始，作者在欢乐节日的景象中，一连串提出了三个反诘句：“人在何处?”“春意知几许?”“次第岂无风雨?”这就使词情的发展起到了三个层次的转折，这些转折，一次比一次强烈，不仅打破了笼罩全词的抑郁气氛，形成为在低沉情调中的激奋强音，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同时，还令人产生一波三折、一波未息一波又起的感受，从而在震耳欲聋的反问中，体察到词人心绪的波澜，发觉到她内心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愤愤不平。
移情入景、借景言情，从来是李清照表现其凄凉冷寞心理的重要方法，而在晚年创作的《永遇乐》中，由于她切身受到恶劣环境的摧残，这种笔法更增强了它内涵的蕴藏性和丰富性。纵观全词，从写景开始，处处写景，而句句言情。词中的景物，无一不紧密地牵动着词人的心绪和情怀，而心绪的波动和情怀的激发，又不断促成着景物的变换。景物推动情感，情感涂染景色，二者交互影响，迭相推移，在不断交错发展中将情感层层推向高潮，待到最后，景物本身也就是情感本身了：“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结语似景也似情，可谓情景结合、水乳交融，难以分辨。其结果，仿佛有一位昔日喜爱热闹说笑、而今日却孤苦凄凉、抑欲饮悲的寡妇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使我们听到了她茕茕孑立在窗前倾听别人欢笑而暗自悲痛饮泣的声音。李清照的艺术创造，正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效果，也正如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所阐明的：“易安居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这些赞词并不是十分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