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当他离开出生并成长的土地，才晓得，不管走到哪里，无论走出多远，其实从来不曾真正离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乡亲们都在为吃饱肚子而发愁，杨凡生的父亲“老三届”毕业，正赶上祖国“三线”建设大潮，一家国有铝厂在离家不远的戈壁一隅奠基开工，他随即被招工进厂成为一名吃商品粮的工人。在乡亲们的欣羡中，穿上四个兜的劳动布，骑上“永久”，神气地穿梭在工厂里。
像父亲那样当一名国家工人是光荣的，一辈子吃穿不愁，不光厂里的汽车司机尊重他，就连念过书的知识分子也一口一个“杨师傅”地叫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楊凡生初中毕业还真的赶上厂里技工学校招生，父亲极力让他报考，这名老三线人还把厂里的光荣历史给他讲了一番：“改革开放后咱们国家各行各业发展快得很，争抢着要铝锭。1982年中央确立‘优先发展铝’方针，厂里二期工程上马，效益翻一番。咱厂的日子就像正月里的社火，红火得很，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你小子考上技校，一毕业就是正式职工，多好！”
1992年，技校毕业后，子承父业，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杨凡生的梦想实现了。
瘦高个儿，炯炯有神的眼睛，又细又长的双臂，粗砾的大手。“这小子一看就是块修车的好料。”初次见到杨凡生，车辆修理班班长就这么断言。
走出技校大门刚上班，我们偷空就溜出班组去找同学、找伙伴。这天下午，班长到车间开会，师傅在机房忙活，赵霞趁机扯着我的衣袖说：“不如咱俩到汽车修理车间看杨凡生去，就哄师傅说你肚子疼，我陪你上医院。”“好主意。走。”我俩在师傅秘而不宣的笑容中登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五月，戈壁的风轻柔而温暖地漫过厂区，沥青路两旁的槐花争相绽放在枝头，高压线、管道、厂房墙头到处蹲着交头接耳的麻雀。外面的世界真快活，灰色的劳动布也掩盖不住我们巨大的兴奋。
“看，汽车修理车间到了！”赵霞喊道。抬眼望去，左一排叉车、右一排料罐车、前一排大巴车、后一排面包车……士兵一样整齐地停放在车间院落里，整装待发。
我俩把自行车往车间院外一撂，从车辆缝隙间左钻右钻，鱼儿一样钻到敞开的汽车修理车间。只见一辆料罐车被高高架起，杨凡生仰躺在车底下用扳手费力地卸螺丝，手上、脸上挂着一坨坨黑机油。
双手叉腰站在车头前盯着他干活的师傅，训斥声不绝于耳：
“惜力气怕油污就干不了修车这一行，才钻车底下俩钟头就不耐烦了，我前脚一走你后脚就溜号。”
“你老子可是修车老把式、咱这儿的大拿，你小子一定要学下真本事给你老子长脸。”
“别小瞧咱们修车这行当，下料车坏了，下不成料，电解槽就没法炼铝;叉车坏了，铝水出来没法送到铸造，就浇铸不成铝锭。厂里生产哪样离得了咱们修车的？”
……
看来师傅的斥责声一时半会停不下来，钻出车底毫无希望，杨凡生朝我们挤挤眼，示意别等他了。我们会意地点点头转身跑了。
学徒三年，我们这一拨出徒了。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这三年，厂里效益节节攀升，厂里抓得也越来越严，对我们这拨青工盯得很紧，都签了师徒协议，包教、包学、包会。师傅们拿出各种绝活传帮带，恨不得一夜之间让我们独当一面。大伙儿别说上班时间窜岗游浪，就是下班得空也乖乖围着师傅讨教。大伙儿难得见上一面。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把这拨新出徒的小年轻也拉出来比试比试。”老工会主席在动员大会上对着麦克风挥手高亢地讲道。这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准备参加厂里一年一度技术比武的工人都在摩拳擦掌，我们也在师傅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中演练着。
四月底的太阳已经有了威力，把偌大的赛场晒得热烘烘的。各工种比赛项目准备就绪：汽车修理工维护作业车辆底盘二级，钳工找正机泵联轴器，焊工v型坡口单面焊双面成型，车工加工联轴器螺栓，电工安装变频器和液位控制。汽车修理工、钳工、焊工、车工、电工百余名技术工人穿着整齐的工作服，聚在赛场攥紧拳头铆足劲静等开赛。裁判哨子一响，赛手们步履沉稳地走向赛场……
杨凡生从容地走到指定的参赛车辆前，目光坚毅地朝车辆扫了一眼，捋起袖子，右腿一伸侧身一仰钻入车底。他仰躺在车底下，管钳、扳子、螺丝刀轮番上阵，专注地对准底盘，拧、扳、撬……双手变戏法一样生动地演绎着自己的本领。此刻，各工种赛手们争分夺秒又沉着有序地完成着各自的参赛项目，观摩者不时地锐声叫好。
沾满机油的粗壮大手，油渍斑驳的工作服，戈壁山风吹黑的脸庞，壮实的肩膀——钻在汽车底下历练三年，昔日那个腼腆内向、一见女生就脸红的高个子少年长成一个魁梧男子汉。此时，赵霞白皙俏丽的瓜子脸上满是红晕，痴痴的目光迟迟不愿从杨凡生身上移开。
正午的太阳把赛场铺陈得一片灿烂。经过三个小时的比拼，杨凡生以精湛的技术在车辆底盘二级维护作业竞技中拔得头筹。领奖台上，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驱散各工种“技术尖子”竞赛一上午的紧张和疲惫，他们都挺起胸膛，站得笔直。杨凡生神情庄严地注视着前方电解厂房上空猎猎招展的国旗，心里攒足劲要修出更多的车，给电解生产添一份力。
仰慕、依恋、渴望，赛场竞技的三个小时里，赵霞炽烈的目光追光灯一样一刻不离地追随着杨凡生高大强健的身影……
不久，两颗年轻的心交融在一起。
技术练到家，又娶回中意的姑娘，杨凡生再无挂碍，一心扑在修车上。
“修车得先懂车，得把它的零部件、构造、行驶原理一整套全吃透，就像当医生要先掌握人体各器官机能，才能诊断出患者的疾病。”当工友向他请教修车经验时，他有一套自己的心得：弄透车，对症下药，总有办法修好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十年，我国借助市场经济东风大踏步向世界铝工业强国迈进，电解铝产能从1992年的109万吨迅速增长到2001年的342.46万吨，全球排名从1991年第六位跃居2001年第一位。我们的工厂1993年也成功跻入中国企业100强，一时声誉鹊起，名动中国铝业界。
彼时，厂里效益如插入沸水的温度计，一路攀升，到处弥漫着近乎夸张的喜悦，大家为一年涨两次工资这样前所未有的喜事奔走相告，更为年底丰厚的年终奖笑逐颜开。
电解铝产能连年扩张，车辆使用率一次次刷新记录，故障也层出不穷。每年到生产高峰期，出故障的下料车、叉车一辆接一辆地往汽车修理车间送。电解生产不能耽误，故障车要随修随走，不能隔夜。这是一场战役，得拿出战士临战的劲头来。杨凡生每天天不亮赶到车间，穿过排成长龙的故障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修理间，钻入车底开始一天的忙碌。有时候活儿赶得太急，午饭干脆让徒弟去食堂买几个馍，窝在车底下就两口矿泉水凑合一顿。
临近黄昏，长龙一样的故障车只剩下“龙尾”，這时，杨凡生才能松口气，钻出车底喝杯茶抽支烟缓一会儿，再钻进去把那几辆“龙尾”一一修好，这一天才算忙完。此时往往已是傍晚，车间院子空了，落日余晖洒在杨凡生身上，他活动活动筋骨，让浑身的关节嘎巴嘎巴响一通，洗把手，披着夜色回家了。
一忙，就是十年。
杨凡生记不清自己修理过多少辆车、送走了多少张满意的笑脸，只有满手的老茧记载着他三千多个汗水浸透的日子。
工业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经过三次大规模扩建，厂里已成为产能过50万吨的特大型铝业基地。厂区鳞次栉比的新旧厂房、高低不等的大烟囱、错综复杂的管网，生活区连成片的家属楼、繁华的商业广场、剧院、图书馆、学校、邮局、游泳池……一个老三线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融入每一名三线人血液和爱的小社会。
闲来，杨凡生到菜市场转悠。这时，就看见菜市场路边堵一串车，司机们把车停一边走过来，像当年敬他父亲那样杨师傅长杨师傅短地给他敬烟，请教汽车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时候，杨凡生就会很受用，觉得这辈子值了，没有白活。
此时的杨凡生，带徒弟也像当年师傅那样，双手叉腰站在车头前盯着车底下干活的徒弟大声训斥、讲厂里的生产是如何的离不了汽车修理工……
我们这一拨人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一些有眼光的职工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到大城市读书深造，将来好走出老厂，脱掉劳动布，穿上白衬衫，过上城里人的体面日子。
杨凡生儿子一考上大学，大伙儿就问：“凡生，孩子准备选什么专业？”
“汽车修理。”
“你在汽车底下油乎乎钻半辈子不够，还让儿子也受你这苦，修汽车还真成你们老杨家祖传手艺了。”
“修好一辆车的成就感，并不亚于科学家做成功一项实验。”
杨凡生的话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出身、自己又是操磨一辈子机器的工人，除了信奉技术，还能有什么高深的见地？
时代飓风的冲击猝不及防。电解铝行业自1992年飞速发展到2012年，产能从109万吨飙升到2700万吨，二十年翻二十四倍。淘汰落后产能终成定局，电解铝行业三十载辉煌成昨日传奇。
随之，重组、分流、转岗……国有企业改制浪潮汹涌而来。
2015年，杨凡生因过硬的汽车修理技术，被调往老厂与一家央企重组后新开发的煤矿。三年后，因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矿区开采证停办，煤矿最终关井闭坑。矿区人员被解散，老厂又回不去，此时，已四十五岁、头发花白的杨凡生面临买断工龄、待岗、自行选岗三种抉择。最终，他去了老厂与其他企业合资的一家电厂当了一名运行工。
一个电解铝行业汽车修理技术尖子、二十年的老行家，在时代浪潮裹挟中，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汽车修理车间，到陌生电厂，以一名学徒工的身份，艰难地重新开始。
“和人家电厂的人不熟，上班又钉子一样钉守在岗位上，都干一年了，只认识班组那几个人，还不能像咱们老厂那些同学工友随时随地打成一片。和人家压根没话题，总感觉自己是外人，上班难挨，下班回到宿舍出进还是一个人。”杨凡生眼神里不见了曾经的自信，只有深深的落寞。
“丢了。咱们从老厂出来，就把自己弄丢了。”
离开厂里这些年，我也失散了，没能参与他们连续的生命过程：缺席他们的儿女考上大学的庆贺宴，没有为他们的父母送葬，甚至无法送他们自己最后一程……
我心里一片悲凉。
“但咱们最终要回去。”沉默良久，杨凡生不容置疑地说。
我们都惦念着厂里，杨凡生一有空就约我回去。
“凡生，咱厂老辈人如今都在哪里，过得可好？”
“那些当年从上海、沈阳、天津来支援‘三线’建设的老前辈，活过七十的不多，这几年陆陆续续已去世大半，咱厂公墓原本稀稀拉拉几个坟，现在靠厂最近的那一片都快满了。”杨凡生说。
“他们退休后咋不回大城市享福？明知重工业污染大，对身体不好。”
“他们一辈子都撂这儿了，哪能舍得下。”
这两年听到我们这一拨工友来不及道别便倒在岗位上的噩耗，我便长时间沉浸在悲恸里。
“他们为啥走得这么急？”我问杨凡生。
“他们总是不管不顾地熬夜、加班，劝着缓一缓，不听;厂里组织职工体检，他们推说忙，不去，都硬扛。”
“活儿总也没有干完的时候，咋一点儿都不为自己身体着想？”
“活着干、死了算，一忙起来谁还顾得了那么多，把活儿干好，只盼着效益能早点儿好起来。”
“再说，活长活短无所谓，反正将来都埋在厂公墓，大伙儿还是在一起。”
……
前不久，又有一个工友去世，四十八岁。灵堂前，想起工友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泪流不止。杨凡生他们几个男人却跟没事人一样，撬开酒瓶喝起来，还不时倒一杯撒在灵堂前，说：“兄弟，来，干杯！”
“你们真的一点儿都不难过吗？”我哽咽着问。
“难过啥？咱们红红火火把兄弟送走，过些年，咱们也会过去，都又在一起了，那时还接着干杯哩。”
深秋，太阳初升，一队送葬车辆随灵车缓缓驶过工友奋斗一生的工厂，驶向厂公墓。秋风萧萧，墓地一片静穆，随风摇摆的骆驼草克制住不发出一点儿声响。
工友安葬了。陪伴在他周围的是曾手把手教会他技术的师傅，一次次激励他成长的创业者，还有和他一起走过的工友。
返回路上，杨凡生说：“你看那些前后两排坟的坟院，那里埋着父子两代人。”我心里一颤，泪又来了。
“你看后边那片！” 杨凡生又指着工友墓地东面的一块地说，“过些年退休，咱们回厂里就把墓地选那儿。”
我擦干泪，顺着杨凡生指的方向望去，那片墓地坐落在工厂脚下，走过去，站在墓园侧耳细听，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