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之诗，步趋唐辙，视元则伯仲，而比宋则逊矣。其大势可得而述也，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初唐王、杨、卢、骆。四子之中，高季迪为独可称道，季迪诗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学晚唐。盖明诗步趋唐辙，季迪实为之倡，而摹拟之风，亦季迪为之始。《四库提要》论之曰：“高启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特其摹拟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以是尚可贵耳。杨基诗沿元季秾纤之习，有类于艳词者。张羽以五、七言古诗称，近体则失之平熟。徐贲才气不及高、杨、张三子，而法度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什，并音尾温丽，于三家别为一格。此明初四杰之得失也。
四杰而外，刘基、袁凯亦以诗称。刘则独标骨干，规摹杜、韩。袁以《白燕》诗得名，时称“袁白燕”，李梦阳序则谓“《白燕诗》最下最传，其高者顾不传。”梦阳之言是也。凯古体欲学《文选》，近体欲学杜甫，惟未能至。综六家而论，高氏而外，刘氏尚堪比拟，余子抑又下之焉。此明初诗学也。
永乐而还，尚“台阁体”，其时李东阳以宰臣主持风气，比之宋初之杨、刘为不足观矣。于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诗尚中唐，起而振之，时称“七子”。李、何而外，则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康海也。七子之中又以李、何为可称道。梦阳为诗，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摹字拟，食古不化，得少陵之似而失其真，其为摹拟又下于高启。景明与梦阳同倡复古，然其与梦阳论诗诸书，各持异议，两不相下，大抵二人摹拟蹊径，所短略同，而梦阳则主于雄迈，景明则主于谐雅。同时薛蕙有句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此李、何之诗之所以各异也。景明论诗谓古诗之法，亡于谢灵运，而于七言古体，深崇四杰转韵之格。见所作《明月篇》中。钱牧斋辑《列朝诗》力诋之，而王渔洋《论诗绝句》云：“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颇不以景明为然，所以防浮艳涂饰之弊，皆所以救景明之失也。要之二子以风节见重于时，故天下翕然宗之。初不以其诗文为得海内学者之归往，斯则论二子诗者所当知已。
祯卿少喜刘禹锡、白居易之诗，后从李、何游，则趋汉魏，其论诗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励其节，《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或未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又云：“绳汉之武，其流也犹之于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其论殊当，惟其诗则又不能践乎其言。观其《鹦鹉编》、《焦桐集》、《花间集》、《野兴集》、《自惭集》等篇，多属艳冶，类于短词，有六朝晚唐之风。故曰其诗不践乎其言也。边贡之诗，陈卧子称其才情甚富，能于沉稳处见流丽，声价在昌谷(徐祯卿)之下，君采(薛蕙)之上。而胡应麟谓边贡诗兴象飘逸，语尤清圆，当在李、何之上。平心而论，卧子之言为当矣。廷相九思诗又下于边贡。康海之诗不及其文，王世茂称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摅胸臆，不丽于雅。综而论之，则七子之诗自李、何外，惟数祯卿，余不足论也。
其时李、何之风最盛，惟薛蕙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高叙嗣摆脱窠臼，自抒性情，乃迥与梦阳异调。杨慎含吐六朝，独立门户，于李、何之外，自成一队，此亦有足称者。嘉靖而后，王慎中、唐顺之并起，力抑李、何，然所争者古文，其于论诗，亦同尊初唐、盛唐，无大异同也。至王世贞、李攀龙起，乃复张李、何余烈。与徐中行、宗臣、吴国伦、梁有誉、谢榛，又并称“后七子”。世贞论诗必推盛唐，以为自中唐而下不足学。曰“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而今之哓哓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见《徐汝思诗集序》)其推尊盛唐如此。以其诗论，则乐府古体卓然成家，为可称矣。攀龙诗摹古太甚，锻炼未纯，所拟乐府或更易古人数字以为己作。惟七言近体则高华矜贵，是其所长。至其论诗谓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当时与世贞互相倡和。而徐中行辈乃联翩而起，持论一致，其失也沿袭雷同，是则后七子不如前七子矣。摹拟之风，至斯既极。于是一变而为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而宏道最著)。宗道论诗，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宏道之论诗文也，于王、李则极力攻击，尝曰“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曷尝字字学汉魏欤? ”(见《小修诗序》)是故失也浅俚。自是以后，王、李之风渐息，而钟惺、谭元春之说大炽。钟、谭又矫三袁之弊，变而为幽深孤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称为“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识解多僻，通人讥之，是故其失也僻涩。迨其后则嘉定四先生出焉，“四先生”者，唐时升、程嘉燧、娄坚、李流芳也。四子之诗，自谓矫之以真。娄坚尝谓“近世之论，非拘拘求面目之相肖，即苟为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如是焉已。凡为诗若文，贵在能识真耳。苟能真，则无古无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是则于李、何、王、李、公安、竟陵，皆所深讥者，然而其失也纤佻。明之诗至是而益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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