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诗词·明前期江西诗词·台阁体前期诗人杨士奇·台阁体盟主杨士奇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号东里，泰和人。早孤，力学，授徒自给。建文初，与修《太祖实录》，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寻试吏部第一，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成祖即位，改编修，简入内阁，典机务，进侍讲，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进少保、少傅。仁宗即位(1425)，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宣宗朝至英宗初，一直为内阁首辅。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龄。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之力居多。三年(1438)，《宣宗实录》成，进少师。四年乞致仕，不允，敕归省墓。未几，还。以子杨稷下狱忧，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生平事迹见《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抑庵文集》卷十一王直撰《少师泰和杨公传》等。
杨氏著有《三朝圣谕录》《杨氏家乘》《西巡扈从纪行录》《文渊阁书目》《文籍志》《东里集》等，四库录其《东里集》九十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录其《东里文集》二十五卷(明刻本)，另录所编《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
杨士奇的著述丰富，为台阁体的“三杨”之一，且以他为典型代表。正如钱谦益所说“国初相业称三杨，公为之首。其诗文号台阁体”[1]，杨士奇既为首辅，又主一代之文柄，为台阁体的领军人物，故其诗文有开宗立派之意义。其“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然李梦阳诗云‘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亦不尽没其所长。盖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2]。
杨士奇《东里集》九十三卷，收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其中诗歌共十二卷[3]，计2037首(其中《东里文集》中杂有2首四言诗)，其中四言诗(含辞)47首、五言古243首、七言古及杂言诗117首、五律246首、五排21首、七律330首、七言长律3首、五绝166首、六绝13首、七绝832首、集句17首。从数量上看，是“三杨”中诗歌作品最多的，是杨荣诗歌的5倍，是杨溥的4倍。《皇明西江诗选》录其诗91首，《列朝诗集》录31首，《明诗综》录17首，《江西诗征》录48首，《明诗纪事》录8首。
杨士奇诗歌题材广泛，主要有应制颂圣、题赠酬唱、写景状物、题咏送别、抒怀写意等。应制诗如《应制两咏》中的《五色鹦鹉》和《白鸠》：
异质超同类，光辉五色并。非关怜巧语，所重表文明。香粒金为勺，甘泉玉作罂。君恩无限好，能忘陇山情?(《五色鹦鹉》)
本与凤同类，名官自昔时。萧萧闲雅意，皎皎洁清姿。金屋看尤好，琼林息正宜。和鸣致甘雨，丰岁足公私。(《白鸠》)
这两首应制诗，吟咏的对象是五色鹦鹉和白鸠鸟，主题是歌颂太平盛世，确实有颂圣的意味，但是并非如批评者所言应制诗都是没有真情实感的。前一首诗，先写五色鹦鹉美丽的羽毛和超乎同类的技能，它不单是巧语学舌令人爱怜，更重要的是从鹦鹉身上看见文明教化之功;次写鹦鹉所受到的优厚生活待遇，过着金玉般的生活;最后点题，“君恩无限好”，看似颂圣，但“能忘陇山情”的反问，则别有深意：对于鹦鹉来说，宫廷的生活条件再好，也不如在山林的生活自由自在，哪里能忘怀山林之乐呢?这与欧阳修《画眉鸟》中“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于颂圣应题之余饱含诗人对鹦鹉失去自由的同情。后一首诗，先写白鸠与凤同类的高贵出身，次写其美丽皎洁的身姿与闲雅的意趣，再写其栖息环境的优越，最后点题，白鸠和鸣而致甘霖，给国家和百姓都带来丰年。“丰岁足公私”，颂太平而不忘丰岁及于百姓。两首诗都有诗人“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谁能说不真挚?故杨溥(字弘济)云：“东里歌颂太平，未尝不致儆戒之意。至于触物起兴，莫不各极其趣。体制音响，皆发乎性情，非求之工巧者比。”[4]另外，在诗歌风格上，二诗正体现了台阁体的共同特点：平正典雅、雍容平易，具体表现为性情平正，继承风雅的诗教传统，气度雍容博大，语言平易。又如《早朝应制》：
天香初引玉炉熏，日照龙墀彩仗分。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班联文武齐鹓鹭，庆合华夷致凤麟(自注：是日南夷贡麟)。圣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
这是典型的台阁体诗，内容为应制颂圣，风格平正典雅，气度雍容。再如《赐文渊阁五色菊一本应制》：
一簇秋香护锦屏，联芳竞彩自天成。何须芝瑞矜三秀，已似奎躔聚五星。开处正当彤陛好，赐来还称玉堂清。世传此植能颐寿，万岁千秋祝圣明。
以题咏所赐文渊阁五色菊入手，归结到祝圣万年寿，仍然不脱颂圣主题，风格亦大体与上所举类似。其他如《侍从海子飞放应制五首》《侍游西苑应制九首》《从游西苑》《扈从巡边至宣府往还杂诗六首》等，均为台阁之作。由于此类诗在《东里集》中所占比例较大，故难免有雷同之弊。徐泰(字子元)云：“东里格调清纯，实开西涯之派。”[5]徐泰认为士奇诗歌格调清纯，实开李东阳一派，是就其台阁体诗而言的。东阳于诗倡音声格调之说，力矫台阁体之弊，而实为杨士奇之后台阁体之代表人物，故张慎言曰“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归于台阁”[6]。
题赠酬唱诗如《寄尤文度》：
苦忆尤参议，投簪养病劳。卑栖人总厌，闲散自能高。厨却胡奴米，门深仲蔚蒿。平生冰雪意，犹足重吾曹。
写尤文度参议的精神意趣，得其要领。而《题少保杨澹庵江乡归趣图》《题鄂渚赠别图送人归庐陵二首》等题画诗，除再现了图画的意境之外，也寓含诗人的性情意趣。对于“早未闻道，既溺于俗好，又往往不得已而应人之求，即其志之所存者无几”[7]的题赠诗，也应作出恰当的评析，不宜一概而论。
写景状物之诗在《东里集》中也不少见。如《江上早行》《三十六湾》等，写江南水乡，都细腻传神。其他如《高邮》《任丘道中》《晩次景州遇李颀给事吕文质进士》《题刘士皆云林小画》《发淮安》等，都以写景状物的细腻生动而见长，诗风质朴自然。
送别诗如《送给事中姚山赴河南佥宪》《送胡元节广西宪使》等，对即将赴任的友人充满期待与赞许，不见惜别之离愁。又如《送尤文度归吴中》：
我友整遐装，誓将起旋归。平明发城邑，率彼东路驰。爰与二三子，祖饯临郊岐。中觞趣分袂，恨恨使我悲。嘤鸣求其友，窃慕《伐木诗》。平生携手好，何为中仳离。行当阻川岫，安得睹光仪。情敦思苦深，久要谅不遗。各言崇令德，庶保黄发期。
这首五言古诗虽同为送别诗，却有不同意趣，感情真挚，离愁别恨充斥于字里行间。
抒怀写意的诗歌如《清明有感》：
西江南望渺天涯，岁岁清明不在家。荡日飘风无定着，乱人情思是杨花。
写清明节羁旅行役之感与乡思之愁;《入蓟州界》《邳州城下夜雨》《闻角》等，都是写乡愁，却有不同写法：或以看山、题诗排遣乡愁，或以孤舟夜雨未成眠写乡愁，或以对月闻角而流泪、梅柳交替等意象写深深的乡愁，皆清新自然，明白晓畅，情真意切，令人感动。这类诗与他的台阁体诗不同，写的是山林或水乡或边地之景与天真之趣，与盛世雅音大异其趣。
杨士奇特别推崇盛唐诗，原因在于盛唐诗反映了盛唐气象，而在士奇的心中，仁、宣之治与盛唐盛世是相似的。同时，士奇还特别推崇杜甫，因为杜甫爱君忧国、伤时悯物的博大情怀以及平正的性情与自己有相似之处，故士奇诗风平正典雅，多治世雅音，关乎教化。
他的近体诗学杜甫，他的五言古诗接近汉魏诗风，故李东阳(字宾之)云：“杨文贞公亦学杜诗，古乐府诸篇，间有得魏晋遗意者。”[8]如《早度清流关》等诗，写景气象阔大，对仗工整，颇似杜诗，故《西江诗话》评士奇之诗“清真丽则，悠然而有余思，逼真唐人气格，殊非苟学所能到者”[9];《杂诗三首赠陆伯阳》《汉江夜泛》《古乐府同陆伯阳作》(10首)、《游东山》等诗，就颇有魏晋遗韵，故沈德潜等称“胚胎晋、宋，端厚不佻”[10]。
对杨士奇的诗歌，也有人提出批评的意见，如王世贞云：“杨东里如流水平桥，粗成小致。”蒋一葵云：“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酬酢雅驯，无复生气。”前者批评其诗局促浅易而“乏充拓之功”[11]。又何乔远《文苑记序》云“士奇台阁之体，当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由揆端之务，未遑该洽。相沿百余年，有依经之儒，而无擅场之作”[12]，似讥其稍涉浅显;后者批评其诗单调而无生气，指出其诗之不足，也并非空穴来风。
注释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第4421页。[3]《东里集》中诗3卷、《续集》中诗9卷。[4]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九“杨士奇”条，《四库全书》本。[5]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九“杨士奇”条，《四库全书》本。[6]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四库全书》本。[7]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九，《四库全书》本。[8]《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85页。[9]裘君弘：《西江诗话》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页。[10]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卷三，第60页。[11]陈田：《明诗纪事》第2册引，第625页。[12]裘君弘：《西江诗话》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