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词曲·明词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及“当代”词，已经颇有自惭形秽之意。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差不多都是贬抑之辞。20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词史》，按论述体例自不得不专辟一章(第九章)，而所给篇幅甚少，且题为《论明人词之不振》;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人病”，而清代为“振衰”，鄙薄明词之意显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间，唐宋词研究已经到了“精耕细作”之境界，清词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明词研究则少有人问津。鄙薄明词的清人说明代无词，今人则几乎不知明代有词。这无论是从继承文化遗产来说，还是从词史研究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从明词自身情况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抹杀明词的理由。据《全明词》主编之一张璋先生说，《全明词》共收明词作者一千三百余家，词作二万余首。熟悉宋词的读者会就这两个数字做出反应，因为它和宋代词人词作之数量非常接近。数量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到明代中期的杨慎、陈霆、陈铎，以及稍后的王世贞，一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他们的词作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足证“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成立的。历来贬抑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个误区，即以宋词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的词人词作，以似宋人或不似宋人的类比思路来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作品。只要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点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否定的。
从中国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少了这一段，中国词史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迭那样，可以忽略不计。明词对上而言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出“上下文”背景，明词研究都是不容或缺的。
根据明代社会特点、文化背景的转换，以及词体自身的发展、词坛名家的相对集中等因素，近三百年的明词史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明初词坛。这是明词的序幕，时间约当元明易代之际及明朝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1368—1398)。这是一个天下扰攘、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元末的大动乱因素使文人身心不宁，而霸悍、忮刻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的血腥屠戮更使文人如惊弓之鸟，这一时期的重要词人，除了不问政治、优游度日的瞿佑得以寿终正寝外，大多数词人在洪武年间都死于非命了。这一时期的词作，大都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充实的思想感情，而且个性鲜明，风格多样。后来明词中常见的轻浮浅薄之病，这时都还未显现出来。因此，这里所谓第一阶段，实际只相当于明词发展的逻辑起点，或是明词的序幕。
明初词人主要有：刘基(1311—1375)，字伯温，号犁眉，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有词集《写情集》四卷，收词242首。其词多写阔大境界，多用凝重的色调，表现忧生伤逝、感时不遇的深沉情怀，构成志深笔长、沉郁苍凉的艺术风格。杨基(1332—1378后)，字孟载，号眉庵。先世为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以大父仕江左，遂为吴中(今江苏吴县)人。有《眉庵词》一卷，存词71首。其词清新雅令，俊逸风流，而《摸鱼儿·感秋》一词为友人高启之死而作，则别具深长意味。高启(1336—1347)，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苏州)人。有《扣舷词》一卷，存词32首。其词以疏快见长。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二谓：“青丘词，信笔写去，不留滞于古，别有高境。”颇能道出其特点。其他词人如瞿佑、林鸿、张肯、刘炳等，亦皆小有成就。
(二)永乐、成化词坛。这是明词的衰敝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对文人的血腥镇压，斫伤了文化命脉，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按照一般规律，经过开国之后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文学本该产生繁盛局面，而在明代，这个本该产生“初唐四杰”或北宋欧、梅、曾、王的时代，词坛上却是一片萎靡。明词的各种缺点，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有体现。其中有以杨士奇、杨荣、朱有燉为代表的词中台阁体，有以文章知名的叶盛、丘浚这些文坛大老顺口闲吟的打油体，有以姚绶、周瑛等人为代表的讲学论道的理学体。除了颇受后人诟病的马洪尚可名家外，其余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词人。
(三)弘治、嘉靖词坛。这是明词的中兴期。如果说，读前一个时期的词确实会使人有“明词实不足道”之感，而读这一时期的词则使人感到“明词不尽可非”或“明词亦不可小觑”了。此期涌现出一批著名词人。其中有被时人推为“当代词家”，清人亦或视为“明人第一”的状元词人杨慎;有当时声名显赫，后人亦视为明代有数词家之一的达官词人夏言;有词风“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的陈霆;有被况周颐誉为“全明不能有二”的陈铎;有追步秦观，专力为词的张𫄧;有词风雅洁的画家词人文征明。 另外稍晚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也可归人这一时期。他们以其创作实绩，使这一时期的词坛呈现出生机勃发的中兴气象来。这又是一个远绍前贤、复兴词学的时代。明人有词话、有词选、有词谱，皆自此期始，亦以此期为多。举其要，则有杨慎《词品》、陈霆《渚山堂词话》、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和张𫄧《诗余图谱》、陈耀文《花草粹编》等，这些词话、词谱、词集的成批涌现，使得近乎失传的词学又呈薪尽火传之势。
(四)晚明词坛。这是明词的终结期，同时也构成清词中兴的逻辑起点。明代自隆庆以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兴进一步取代了传统雅文学的地位，词的地位又有所下降。但是晚明文学的热闹景观表现在各体文学中，遂使此期词坛呈现为多样化的格局。此期有词曲兼擅的施绍莘，有存词不多却多有可观的茅维，有明代作词最多却每被后人忽略的易震吉，还有在作、评、选等方面广为探索的卓人月。另外还有三大词人群体： 一是以徐渭、汤显祖、屠隆、汪廷讷、高濂等人构成的戏曲家词人群体;二是由江浙一带的沈宜修、叶小鸾、杨宛、吴绡等闺阁或青楼词人构成的女性词人群体;三是由陈子龙、夏完淳、孙承宗、张煌言等人构成的英烈词人群体。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为明词生色的是陈子龙，他的《湘真阁》《江篱槛》二集，置于宋词名家中亦无愧色。论明词者，每谓两头最佳，明初翘楚数刘基，明季殿军则当推陈子龙。而且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对清初词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及明代词学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词的曲化现象。词在由民间曲子词向文人词发展的过程中，在题材、主题、风格、情趣上经历过种种变化。如从主题情趣方面称词的文人化、士大夫化，从词体格调方面称词的雅化，从音乐性与文学性彼此消长的角度称词的文学化，另外也有从不同文体影响互渗角度提出的“以诗为词”的说法，当然也可以称之为词的诗化。对于这些词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异，词学家们大都是表示认可与欣赏的。但是，人们却不能容忍明词的曲化现象，甚至认为明词之所以走向衰颓，就是散曲影响的结果。当然，明代词与曲的影响互渗是双向的，有人以曲为词，也有人以词为曲，词的曲化与曲的词化同时并存。但奇怪的是，以词为曲往往受到好评，而以曲为词则大受讥讽。这里就涉及到文体演进规律的认识问题。钱锺书《谈艺录》曾援引外国文艺理论，力斥“诗文相乱”之说为皮相之谈，指出：“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体嬗变中的“破体出位”乃是常见现象。如楚辞之流为汉赋，汉赋又一变再变至唐宋而为文赋，虽仍以赋为名，其实已与散文道通为一了。虽然古代文论中评量诗文常常是先论体制而后论工拙，然而一些体制不纯或曰两种诗文体杂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备受称道，甚至正因为“出格”才见其新颖别致。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同以文为诗或以诗为词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变化，而不可无视规范，厮踢蛮做。以曲为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浅切的特色，然而从总体效果来说必须仍然是词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词调来作散曲，则径用曲牌可也。相对于这个虚拟而实存的度来说，过则为缺点，不过则为特色。既然人们乐于称道苏、辛等人的以诗为词，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为词呢?关于这一点，严迪昌曾经指出：“词曲混淆，固是明词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种自然清新、真率大胆的情韵入词，实在别具生趣，不得视以为病的。文体相淆，无疑会消解特定文体，抑或不伦不类;从情韵上以新济旧，应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种。利弊每共生，会转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难望其项背。读明人词，似须认识这一特点，始能发见其佳处。”②这是对于明词深有体悟的通变观。
其二，明代女性词人的大量涌现，构成了词史上前所未有的词学景观。虽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成就很高，以至人们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然而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及至明代后期，女性词人乃成批涌现，数量之多与成就之高，皆足以自成一军。女性词之选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选明代女词人56家，清代周铭《林下词选》选51家，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选26家，徐树敏、钱岳《众香词》选录明代至清初女性词人四百余家，其中明代近二百家，近人吴灏《历代名媛词选》选明人86家。另外，王昶《明词综》共选明词380家，编为12卷，其中女词人84家，词2卷。仅从以上这些数字，已足以见出明代女性词人词作之繁荣丰富了。其中如沈宜修、叶小鸾、商景兰、吴绡等人，均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其三，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也许更为重要。过去人鄙薄明代词学以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词话，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选录四种，即杨慎《词品》、陈霆《渚山堂词话》、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和俞彦《爰园词话》。实际上除此四种词话之外，散见于明人别集的论词文字很多。其中如单宇、黄溥、陆深、郎瑛、俞弁、郭子章、胡应麟、曹学佺、沈际飞、卓人月等人的论词文字，均可独立成卷。另外还有明人所作词集序跋至少在二百篇左右。如果把这些散见的词学文献汇为一编，当成数十万字的巨帙。目前一般人所看到、提到的明代论词文字，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明人并非只是剿袭成说，在词史观、体性论以及调名源起的探索等方面，都有不少发展与建树。他们已经越过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创作经验的阶段，而更带有研究意识与理论色彩了。另外，如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是较早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不仅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功不可没，对近代以来的《四印斋所刻词》《疆村丛书》等也有导夫先路的意义。大型选本如陈耀文《花草粹编》、卓人月《词统》，对清人亦有较大影响。至于张𫄧《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等，作为早期词谱，虽然存在着较多缺失，亦为清代万树的《词律》与《康熙词谱》的编撰提供了基础。
20世纪的词学研究从总体来看取得了很大成就，通代词史与断代词史的研究撰著尤为突出，而明词研究乃是历代词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20世纪的前半期，明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赵尊岳辑刻的《惜阴堂汇刻明词》。先是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有多段论及明词，虽无系统，却有为明词翻案之意。30年代，其词学弟子赵尊岳秉承其遗志，遂有《惜阴堂汇刻明词》之辑。此书辑成镂版而未及印行，直到1992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红印样本影印出版，书名改为《明词汇刊》。赵尊岳所撰《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发表于龙榆生(沐勋)主编《词学季刊》1卷3号(1933)和2卷1号(1934);《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发表于《大公报》1936年8月13日;《惜阴堂明词丛刻叙例》发表于《同声月刊》1卷7号(1941)。这些对于明词研究均具有一定铺垫作用。除此之外，在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些有关明词研究的单篇论文发表。如卢冀野《陈大声及其词》，发表于《青年界》7卷1期(1935);卢前《陈大声评记辑》，发表于《词学季刊》2卷4期(1935);郑骞《论词衰于明曲衰于清》，发表于《艺文杂志》2卷10期(1944);赵景深《词统与明曲家词》，发表于《文史杂志》6卷1期(1948)。有了《惜阴堂汇刻明词》与这些论文的点缀，明词研究的冷寂局面开始出现了松动气象。
明词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是进入80年代之后。台湾诸高校先后推出了3篇关于明词研究的硕士论文，即朴永珠《明代词论研究》(王熙元指导，1982);陈美《明末忠义词人研究》(张子良指导，1986);涂茂龄《陈大樽词研究》(张子良指导，1992)。另外如词学专家叶嘉莹先生的论文《由词之特质论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刊于《中外文学》19卷1期，1990);赵山林《陈子龙的词和词论》(刊于《词学》第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也都是较有分量的论文。
1995年，黄山书社出版了尤振中、尤以丁编著的《明词纪事汇评》，汇录了一百四十余家明代词人的传记、词作本事与评论资料，为明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仲谋著《明词史》，这是海内外第一部明词研究专著。该书初步构建了明词发展的史程框架，并对明词文献作了初步清理。该书除“绪论”外共分八章，依次为：第一章，明词总论;第二章，风云激荡的明初词坛;第三章，明词的衰敝期(永乐一成化词坛);第四章，明词的中兴期(弘治一嘉靖词坛);第五章，明代后期词坛(隆庆—万历时期);第六章，明代女性词人;第七章，明词的辉煌终结;第八章，明代词学的建构。
注释
① 钱锺书《谈艺录》第19—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② 严迪昌《元明清词》第92页,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