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留侯论》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 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据《国学基本丛书》本《苏东坡集·应诏集》)
本文为作者应举时所作，论辩滔滔，“气象峥嵘”，体现了作者早期为文的风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开篇即高屋建瓴，劈空一句领起，引出论题“忍”字。接着先抑一笔：“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从反面申说“勇”与“忍”的关系。然后扬笔正论，“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大勇先能“忍”。这第一段正反作论，强调“忍”字，寥寥几句却波澜迭兴，足见气势不凡。
第二段，开始入事论人。首先点出“怪”字，张良受书圯上老人为奇闻怪事，这当然是世俗的看法。作者则一笔抹倒，怪事不怪，“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首先作者认为“圯上老人”是“隐君子”，是“圣贤”，而非“鬼物”;其次，圯上受书，是圣贤相与警戒。这是破“怪”之说。下面作者忽出神来之笔，曰“且其意不在书”，那么意在何处呢? 下文就立己意了。作者先申秦盛之时一己之勇力不可恃，以“贲、育”作旁证，继而指出“子房不忍”之非智，作者忽出以想当然之词，曰：“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因此，才故意“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正是圯上老人之“意”，而“其事甚怪”，就得到自然而合理的解释。这一段，一抑再抑，蓄势既厚，发论始深，议论滔滔，事理明辨，可以说是本文的关键，也是最精采的部分。
接下来，作者先以史证史，举郑伯、勾践能“忍”而下人，因而复仇活国之事作旁证，很自然地得出“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的结论，呼应前文“此不足为勇也。”作者再一次发揣想之辞：“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作者紧紧抓住“取履”、“穿履”，反复揣度老人之意，挖掘其内涵，“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一般人肯定会“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了，而王孙公子身份的张良却“油然而不怪者”，这正是“大勇”、“豪杰之士”之所为。对这样一个有辱人格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这亦即作者所说的“忍小忿而就大谋”，作者的思想中无疑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
老人之教张良，并非仅仅是“忍”，而是“忍小忿而就大谋”，“忍”是手段，而非目的，“忍”的目的是更好地实行“大谋”。而这种“忍”的策略，在楚汉战争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这里的“忍”，就带有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军事上的含义了，而高祖之能忍正是“子房教之也”。作者为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又举例证之：“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於词色”，正是子房及时制止了高祖的“刚强不忍之气”，才得征韩信之兵以击楚，这时的“忍”就又具有了政治意义。两种意义，前者虚写，后者实写，以虚统实，以实证虚，虚实相生，从整体上论证了前面“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论点。
最后一段，对太史公之“疑”表示不以为然，这看起来是与前文不相干的文字，实际上，正体现了作者的“匹夫之勇”与“大勇”的区别的见解，进一步强调了“忍”与“不忍”的界域，从而析史迁之“疑”，驳世俗之见。以“评语作收”(《古文观止》评)，余味无穷。
总之，作者紧紧扣住“忍”字来立论、取材，反复申说，摄取张良一生中圯上受书、博浪击秦、辅佑刘邦等几个典型事例，把史实与传说、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穿插起来，忽而以史证史，忽而引古设譬，或正或反，或实或虚，忽出忽进，忽断忽续，行文矫而不群，变幻无端，“滔滔如长江大河，而浑浩流转，变化曲折之妙，则纯以神行其间。”(见《古文观止》评)正可谓“曲尽文家操纵之妙”(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