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宗臣文《报刘一丈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 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 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据明刻本《宗子相集》)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兴化(今江苏兴化市)人。嘉靖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名列明代复古派的“后七子”，与李攀龙、王世贞交谊甚笃，著有《宗子相集》十五卷，集中对李攀龙的诗极为推崇，如《报李于鳞》说：“太行诸篇，奇郁悲壮，雄视今古。即拾遗(按： 指杜甫)集中，未得多睹。”又说：“足下诸体极至，七言者高雅奇秀，卓绝今古，更百千万世，愈益难耳。”但他自己的诗文，在“后七子”中，还比较清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跌宕俊逸，颇能取法青莲，而意境未深，问伤浅俗。……然天才婉秀，吐属风流，究无剽剟填砌之习。”评其《西门记》、《七月西征记》等文，为“指陈时弊，反复详明”。特别是他的散文，写得较为平易翔实，和李攀龙的“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见《明史》)的模古作风，颇不相同。

《报刘一丈书》，写在他复官之后、贬官福建之前，当是嘉靖三十四年之前的作品。刘一丈《宗子相集》卷五有《席上赠刘一丈墀石》诗，卷十二有《刘丈墀石像赞》，《像赞》序文说刘是一个博学而没有出仕的人，是宗臣父亲的老友，宗臣少时便受他赏识，“盖与家大人比部公四十年游。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焉，辄叹曰：‘是儿勃勃英气。’稍长，睹余词，则又以国士顾余，时时为人诵说宗生、宗生云。”咸丰《兴化县志》卷八《文苑传》载刘名玠，字国珍，号墀石。刘排行第一，又为宗臣长辈，故《书》中称他为“刘一丈”。

宗臣是不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弄权为奸作威作福以及一些士大夫奔走严氏门下的，而写这一封《书》时，又恰是严氏父子当权，势焰熏天、炙手可热的时期，所以文中不指名地抨击这种现象，感情相当强烈。

自开头至“则尤不才为甚”为第一段。这一段写回答刘一丈信的缘由。从文中内容看，刘是远从宗臣故乡给他去信的，时宗臣在吏部任职、他父亲也还在世。“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可见两世交情。刘给他的信，中间“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句，触到他心中的痛处，所以引起他回信中的一连串的感情倾吐和对京师官场情状的揭露。所谓“上下相孚”，指的是朝廷官吏上下级间的诚信和合，这正是宗臣认为他在当时是断然做不到的，即他和严嵩父子之间，绝不能同流合污，一体“孚合”的，所以说：“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自“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至“长者谓仆能之乎”为第二段。这一段从上文的“相孚”引出，写所谓“上下相孚”，即当时官吏奔走严嵩父子之门的丑态。“权门”，即不指名的严府。文又分数层：白天“袖金”以奉“门者”，“持刺”求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为一层。抵暮不能进见，隔日“闻鸡鸣即起”，再来再袖金再候如前，为又一层。“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匍匐趋拜，“固请”以“上所寿金”而出，为第三层。出而献媚“门者”，向人吹嘘“相公厚我”为第四层。层层紧接，又层层不同，由可鄙、可怜，到可笑、可憎的情况，写得具体活现，淋漓尽致;而笔端充满蔑视、憎恶之情，故作结论道：“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明史·严嵩传》说：“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采、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可与此文互相印证。但史书毕竟不能像书信写得这样委曲纤悉，声态毕至，尤其是对官吏那种候立厩马之旁，受臭气饥寒毒热之苦，以及受辱门者，强颜讨好的可怜相，非深知个中情况，平日郁积、起伏于胸中者长久，且富有表达才能的，是不可能写得这样鲜明生动的。

自“前所谓权门者”至结尾，为第三段。这一段自表对待严嵩父子这一“权门”的态度，并劝刘一丈继续安于家居生活。自表态度，充满耿介之气;劝慰刘氏，辞极宛转，既对其“抱才而困”、“怆然有感”的同情，又故意托为即使“天意”也不愿刘氏“轻弃”家居不仕的生活。

这篇文章，自表居官态度，劝慰乡居不仕的长辈，起了触发作用;而重点及成功之处，则在对当时官吏奔走“权门”的丑态的揭露。这部分层次分明，且一气呵成，这是感情强烈、一倾泻便不能自休的表现。文章在“后七子”的散文中算是比较罕见的平易生动的作品。它不是刻意经营之作，但由于感情充沛，内容丰富，深刻，所以反较那些“刻意”之作写得更好。吴楚材等的《古文观止》评此文说：“是时严介溪揽权，俱是乞哀昏暮、骄人白日一辈人。摹写其丑形恶态，可为尽情。末说出自己之气骨，两两相较，薰莸不同，清浊异质，有关世教之文。”王文濡《宋元明文评注读本》评：“将伺候权门龌龊卑鄙之态曲曲写出，闻之犹令人作三日恶，而个中人顾甘之如饴，殊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