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侯方域文《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

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 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 何执事文织之深也!

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而展转蹉跎，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亦甚违其本念。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静待之数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亦必且随属其后，长揖谢过，岂为晚乎? 而奈何阴毒左计一至于此!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仆且去，可以不言，然恐执事不察，终谓仆于长者傲，故敢述其区区，不宣。

(据四部备要本《壮悔堂文集》，下同)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文学家。与汪琬、魏禧齐名，为古文三家之一。其祖父执蒲、父恂、叔父恪，明代都做过京官，皆以东林忤阉党先后被排斥罢职，其父侯恂甚至两度坐狱。方域“生而颖导，读书尝兼数人”。少时随父在京师，曾得到名儒倪元璐的指点。

侯方域二十一岁，游学江左，寓居金陵。当时交游的，都是雄俊之士。他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如皋冒辟疆矜名节，持正论，品覈执政，裁量公卿，时称四公子。南明弘光朝，阉党遗孽阮大铖兴大狱，欲尽杀复社党人。方域渡扬子江，依史可法、高杰得免。二十六岁假道宜兴访陈贞慧，阮大铖派人就贞慧舍捕方域。清兵下江南，弘光出亡，狱始得解。

明亡后，方域避居家乡，重组雪苑社，与贾开宋、徐作肃、徐世琛、徐邻唐、宋荦等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清顺治八年，侯方域三十四岁，其时退居家乡已七年。这年他参加河南乡试，本获第一名，因被忌者所阻，斥置副榜。入清后，侯方域参加了乡试，无疑是有失气节的行为。然其五世孙侯洵所撰年谱中记：“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若果真如此，似乎又有些情有可原了。顺治九年，侯方域最后一次去江南，拜访了隐居宜兴的陈贞慧，致书吴梅村，恳切劝阻其出仕清廷。这一年，他还为抗清不屈被杀的任源邃等人立传。写《哀辞九章》，悼念其师友倪元璐、周风翔、练国事、史可法等。顺治十一年，侯方域三十七岁，病卒于商丘南园。遗著有《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

侯方域的文章在清初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文雄骏不群，洒脱奔放。初观如不系之舟，可以随清流，泛微波，任情东西，甚至可逐狂涛顺流而下。然而汪洋恣肆也罢，清波泛漪也罢，最后总要自然地、适时地驶进它的码头。它使人突然明白，这不系之舟原来是航向极准极确的。这是极强的逻辑力量所致，非一般水平所能达到。在文学理论方面，侯方域主张“运骨于气”。他解释说：“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乐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觇星，主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与任王谷论文书》)他对“文必秦汉”的论调持批评态度，认为舍八家趋先秦，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同上文)。坚持了文学的发展观。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侯方域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纠正了明代古文之弊，恢复了唐宋八家的正统。宋荦《侯朝宗本传》云：“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时。”徐邻唐《壮悔堂文集序》云：“文之所以三百年支曼无章者，梦阳、景明之过也，而世犹莫之悟也。惟侯子文，奉马迁为高曾，而实宗乎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一气磅礴，百折不移，虽举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侯方域的散文经历了一个由华靡到沉郁的过程。其散文的趋于成熟当在重建雪苑社前后。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一文选自《壮悔堂文集》。阉党余孽阮大铖曾企图拉拢侯方域，以洗刷自己的罪行，遭到拒绝。清兵入关后，福王立于南京，阮大铖欲加害侯方域。侯在癸未年(崇祯十七年)逃离南京时，写了这封著名的信，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阮大铖。崇祯元年，阮大铖曾官光禄卿，故称阮光禄。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君子处己的原则：“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笔锋一转“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直截了当地指责阮大铖违背了君子之道。以此引领全文，开门见山，语言犀利，有咄咄逼人之势。接着举了与之疏远的事：“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不能亲与不敢亲，均未说明原因。而在“不能”与“不敢”之后，两次均写“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这里用语含蓄，妙在让阮大铖自己追忆，疏远缘由不言而喻。此段文字还采用了对比反衬手法，表明爱憎亲疏。如“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这是何等亲切。而对昔日同朝又相得甚欢的阮大铖则不置一言，“语不及执事”，寥寥五字冷语刺骨，爱憎立见。

至此，文章层层逼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谴责对方。先谈阮大铖收买拉拢不成而含恨不已。阮大铖曾依附魏忠贤，造《百官图》残杀杨涟、左光斗等。阉党败后，被废为民，后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和贵池吴应箕是主要发起人。大铖愧且虑，然无可如何，知方域与二人相善，乃属其客来交欢，方域察觉后，就断然表示拒绝。理由是“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语气婉而切，理由充足，无懈可击。“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指斥对方“含怒不已”毫无道理。写到这里又进一层指责阮大铖陷害的阴谋。崇祯十六年，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趋南京。阮大铖在清议堂，扬言侯方域与左良玉关系密切，有内应之嫌。阮大铖这一手是十分狠毒的，正如文中说的：“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幸亏有好心人杨文骢将这一情况透露给侯方域，促使侯方域及时逃离金陵，才避免了这场杀身之祸。侯方域在信中用事实驳斥了内应之说，”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事实俱在，蟊贼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激起侯方域满腔怒火，以其恣肆文笔写道：“若具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止甘心作贼? 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直如指面唾骂，痛快淋漓之至。

其后一段，明为开导，实为讥诮嘲弄。以“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开头，接着就指出其“展转蹉跎，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亦甚违其本念”。欲擒先纵，宽一步愈紧一步，引出下面一连串开导的推理句式。当然，侯方域知道阮大铖是决不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发展的。正如文中指出的：“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结果是怎样呢?“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这里与前文“亦甚违其本念”相应，“愿下交天下士”成了可笑的事。特别是“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一句，真要令人拍案叫绝。他好像知道后来必定出部《桃花扇》，让台上台下把阮大铖骂得遗臭万年一样。

本文结尾语气温和，说明匆匆留书的缘由“恐执事不察，终谓仆于长者傲，故敢述其区区”。说得何其婉转! 实际是怒气填膺，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如今把蔑视与怒气一泄无余，让你阮大铖脸红去吧，尴尬去吧! 至此，说也说尽，揭也揭透，文章便戛然而止。

这封信是侯方域离金陵前留下的，是怀着激动、气愤的心情写成的。从那措辞委婉而暗含锋芒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到的是作者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态度，又感到那种因正义在握而显示的不惊不怒的轻松与潇洒，甚至有诙谐与幽默在。当然，在这轻松潇洒、诙谐幽默之底所蕴含的，是对诬陷者极端的鄙视和凌厉的贬斥。这正表现了侯方域为人的机敏与修养，更表现了他作为著名散文大家的非凡才气和高超的文字水平。侯方域的好友贾开宗对这封信有过这样的评语：“此书为朝宗党祸之始，几杀其身，然其文其人，千载而下犹想见之。”的确，我们今天读起这封著名的信时，是能想见其文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