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慈孝是什么？
对于家庭而言，慈孝是父母长辈的慈爱，是儿女晚辈的孝顺；是《礼记·礼运》里说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对于社会而言，慈孝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民胞物与，让世界充满爱。
对于个人而言，慈孝是上对得起老，下对得起小；是生命的代际交替中的承上启下，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慈孝，是历代圣贤的信仰与追求——是孔子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慈孝，是人生大快乐。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孟子三乐，曾子三乐，主要就是慈孝之乐。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生命的意义》一文中回忆，中学时学校礼堂挂着一副对联：“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前句讲爱的横向扩展，让世界充满爱；后句讲爱的纵向延续，生命的继往开来。这是对慈孝精神的近代诠释。这副对联至今镌刻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内。
初中课文有莫怀戚写的《散步》：丈夫背起老母亲，妻子背起小儿子，一起向一处风景走去，“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丈夫尽孝，妻子尽慈，慈孝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普通家庭幸福生活的全部。所以，慈孝也就是《琵琶记》唱的“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钱多”。
但，慈孝不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家庭主义，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割裂了仰事俯畜的极端集体主义。
慈孝可分为狭义与广义：前者是孟子说的“亲亲”；后者是将“亲亲”“仁民”“爱物”等一切和谐的社会关系都包括在内了。实现了狭义的慈孝，就能“家和万事兴”；实现了广义的慈孝，也就实现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和谐，到达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二
位于宁波江北区西部的慈城地区是老慈溪县的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慈孝之乡。它的慈孝文化堪称全国典范，有以下12种突出表现：
多孝子孝妇
古代慈城地区的孝子孝妇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气大，如：慈城又名“三孝乡”，因为有汉代董黯、唐代张无择、宋代孙之翰这三位大孝子。《明史》记载的慈溪籍孝子孝妇有：向叙、冯象临、义妹茅氏、孙义妇、陈佳妻王氏、郑子琜聘妻杨氏、金杰妻徐氏、张能信妻刘氏、沈氏六节妇等。区区小县能有十多个孝子孝妇被写入明代国史，这是全国许多州县不能相比的。此外，还有《四明谈助》记载的七十岁孝子沈良十，《南雷文定》记载的城东王孝女，《清稗类钞》收录的桂贵、姜宸英，《嘉庆重修一统志》收录的应允生、钱秉虔等，都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古代慈城地区的孝子孝妇。
多节妇
古时候以妇女守节为孝，称“节孝”。妇女守节，或为代夫尽孝，或为抚养孤儿，或为光耀门楣，都是慈孝精神的体现。慈城孔庙西侧有一座节孝祠，为表彰历代节妇，与忠义孝悌祠并列，内有“淑德永昭”牌匾，说明节妇也可以与忠臣孝子一样流芳千古。古代慈城地区的节妇人数极多，据清代县志记载：“以光绪二十三年旌表现存节妇为限，多至五千余名。”
多牌坊
树碑立坊是古人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重要方式。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当时全县有历代牌坊约300个，其中女子节孝坊约120个。至今慈城地区尚有牌坊遗迹十余处，每一处牌坊背后都包含一些慈孝故事。
多名门望族
名门望族多以慈孝为传家之本。古代慈城地区的名门望族很多，如：董氏家族，史称“慈溪族姓之古，莫如董氏”；世彩堂刘氏，“自宋元来，固多以文墨发身者”，仅明代就有刘炜、刘安、刘世龙、刘振之、刘志选以及刘宪宠之女六人被写入《明史》；还有被称为“冯半城”的冯氏家族，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就出自慈城冯氏。
多慈善机构
古代慈城地区的慈善机构数量多，规模大。据清代县志记载，当时有郑氏义庄、裘氏崇义堂义塾、冯氏辅本堂义庄、盛氏归厚堂义庄、云华堂等以家族为主体或由乡贤集资发起的慈善机构，规模都在捐银万两、置田千亩以上；其中尤以董氏承志堂义庄规模最大，捐银七万多两，有书塾三所，田两千多亩，是当时整个宁波地区义庄的榜样——“阖郡义庄，以董氏为最，远近取则焉。”还有数量众多的寺观，平时弘扬宗教善文化，饥荒瘟疫时赈济灾民，施医施药。
多书香
《袁氏世范》曰：“欲为仰事俯畜之计，莫如为儒。”想要孝敬父母，慈爱妻儿，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书。所以古代慈城地区多书院，著名的有慈湖书院、宝峰书院、德润书院等，此外还有石坡书院、杜洲书院、东泉书院等二十多家。《颜氏家训》曰：“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藏书是祖先留给子孙的宝贵财富，所以慈城历史上也有很多藏书楼，据专家考证：“在面积仅2.17平方公里的慈城古县城范围内，曾有古藏书楼70余个，其中仅冯氏家族创建的藏书楼就有20多个。”
多循吏
《后汉书》曰：“修己以致禄，养之大也。”做一个好官，以官禄养亲，是古人孝敬父母、垂范儿女的最好方式。所以自唐宋以来，慈城地区共出了500多名进士，2000多名举人，从县吏到宰辅，大小官员应有尽有，并且大都以循吏的良好形象名载史册。另一方面，《颜氏家训》曰：“仕宦不可过二千石”，“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为了保证家族的长久繁荣，避免官场倾轧，古代慈城人做官又有清慎谦退、主动辞官的传统。
多良民
《论语》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之人不喜好犯上作乱，所以自古慈城地区的老百姓多为安分守己的良民，如：王安石在《慈溪县学记》中称慈溪人“慎刑而易治”，《宝庆四明志》称“邑有董孝子之遗风，人知孝爱，乐循理”，明代乡贤兵部尚书姚镆称家乡人“其为君子者易与也”“其为小人者易治也”。平时为良民，改朝换代之际则多为顺民——总体上看，慈城人对于改朝换代的态度较为平和，虽不乏为旧朝殉节的仁人志士，但全县范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惨烈抵抗。其重要原因在于对慈孝之乡的老百姓而言，保证家庭平安远比谁来做皇帝更重要，其对皇朝的主要义务只不过交粮纳税而已。
多烈士
移孝作忠是为官者的义务，平时为循吏，改朝换代之际就成了为旧朝殉节的忠臣。据清代《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记载，慈溪小县仅被清朝追认的殉节忠臣就有：知县向朴、御史沈履祥、副总兵戴国柱、副总兵应时盛、副总兵陈值、兵备道佥事赵珽、大学士沈宸荃、知县刘振之等。此外还有当时未被追认的与钱肃乐、张苍水同时抗清的南明官员裘永明、冯京第、王江、王翊等。平时为良民，在抗击外敌入侵时也会成为保卫家乡、奋勇杀敌的壮士，如明代慈溪县有抗倭烈士戎良翰、魏镜、杜槐、杜文明、吴德四、吴德六等。
多商贾手艺人
《盐铁论》曰：“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为了孝敬父母，慈爱妻儿，给家人好的生活，除了耕读，还可以经商做手艺。据历代县志记载，由于人多地少，收入不丰，古代慈溪人多选择四处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冒险前往东西南洋诸国。至近代，更有“慈城商人甲天下”的美誉。清代慈溪人甚至垄断了京城成衣业，浙慈会馆“财神庙成衣行碑”碑文记曰：“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曰浙慈馆。”
多药商名医
北宋大儒程颢曰：“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所以行医、做药材生意是最能体现慈孝精神的职业。据县志记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而慈城冯氏早在北宋年间就已通过开药店发家致富了——“冯氏之药肆且始于北宋矣。”据专家考证，明清以来，慈城地区“产生了数十位中国国药业的巨商大亨、领袖人物。他们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
有慈孝理论建构
宋代的杨简与黄震、元代的赵偕、明代的桂彦良、清代的潘平格等乡贤，都是全国有影响的硕学大儒，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论及慈孝的原理和方法；还有慈城乡贤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他在《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等多篇著作中也谈到当代社会的慈孝问题。
三
历史上慈城地区慈孝文化的形成条件相对优越，主要有四方面：
相对和平的环境
古代慈城地区位于东南沿海，远离中原逐鹿，五代末随吴越国归顺宋朝，南宋末随地方长官降元，元末随方国珍归顺明朝，几次朝代更替，均未经大规模战乱，老百姓安享太平。明嘉靖年间倭寇袭扰、明末抗清斗争、清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局部战乱，虽然也给慈城地区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但总的来看受战争祸害时间较短，当地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慈孝文化根基并未遭到严重破坏。相对和平的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为躲避战乱的文化名人。据《县志》记载，先后有唐代的孙惟最、林无隐，五代的罗甫，北宋的方轸、顾主簿，南宋的孔端原、赵德渊、张炎，元代的柳贯、揭奚斯、戴良、丁鹤年，明代的王畿、黄宗羲等文化名人流亡或定居于此；而本乡隐士则有三国时的阚泽，五代的冯叔和，北宋的杜醇，南宋的杨庭显、杨简父子，元代的赵宝峰，明代的张惟中与刘念庭等。这些文化名人带来先进文化，引领民风，使古代慈城地区成为天下闻名的文化道德高地；科举兴盛也随之到来，科举兴盛又造就了当地数量众多的官宦之家，成为慈孝望族。
较好的经济基础
古代慈城地区相对富庶，宋代王安石在《慈溪县学记》中称这一带“田桑之美，有以自足，无水旱之忧也”；元代程本立在《方舟记》中称这一带“负江海之阻，擅鱼盐之富，山有林木，田有嘉谷，池有菱芡莲藕，囿有蔬果麻枲”；清代《道光朝实录》曰：“慈溪向称殷富。”乡邦文献《溪上遗闻集录》亦云“吾邑号称富饶”。所以在清代，“大吏檄各州县劝捐，浙江每捐二十万必宁波得其半，宁波十万必慈溪得其半”。慈溪小县因为富庶，所以每次捐钱都最多。清代根据各县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划定县学学额，慈溪人口面积虽然只及鄞县、余姚的一半，但清雍正年间“增浙江省各学取进文童额数”，慈溪所增学额却与鄞县、余姚一样，是定海县的两倍。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代慈城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这就为慈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名贤教化
古代社会普遍重视孝道教化，各地孝子孝女层出不穷。而慈溪县推行孝道教化更显得棋高一招，如：唐代慈溪首任县令房琯径以董黯孝养之迹为县名，“盖立教以孝云”。他是慈溪历史上推行孝道教化的第一人。自宋代以来，又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传道，引领民风，如：“宋治平中，得杜醇为学者师，士皆兴起道义”；“庆元以来，慈湖杨简得象山之学，又有文洁黄震宗朱子之传，以训迪后人，人益敦伦尚行，知廉耻而畏清议。”慈湖先生杨简就曾说：“学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无他道也。”古代慈城地区有房琯、杜醇、杨简、黄震等千古名贤推行风俗教化，这是全国很多州县所无法比拟的。
受佛教影响
据《县志》记载，宋代以前，慈城地区没有正规的县学和书院，而寺庙却已多达30多座，如三国时期原为阚泽旧居的普济教寺，唐高宗时期的永明教寺等。至清光绪年间，慈溪县境内寺观多达450座，加上废弃的仅留下寺庙名称的90多座，按历代慈溪县人口从未超过25万计算，平均每500人就可拥有一所寺庙。“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正是当地民众信奉佛教盛况的写照。老百姓受佛教的影响甚至比受儒教的影响还要大，是“佛教的庙宇而不是孔子的庙宇成了城市和农村生活的中心”。佛教的慈孝教义正是通过数量庞大的寺庙和信众在慈城地区广为传播。慈城历史上最杰出的三大名贤阚泽、房琯、杨简，都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善文化，也是古代慈城地区慈孝文化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