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恕可以成德
中国古代官场上父子皆为高官的比比皆是，而父子做官皆为“名世之臣”的却极其罕见。宋代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就是一对罕见的“名世之臣”。《宋史·范仲淹列传》论曰：
“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元祐建议攻熙、丰太急，纯仁救蔡确一事，所谓谋国甚远，当世若从其言，元祐党锢之祸，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谓诸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知子孰与父哉！
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展现了范仲淹博大的士大夫情怀，那么，官位比乃父还要高、仕途与乃父同样坎坷的范纯仁的忠恕胸襟同样令人景仰。
范纯仁，字尧夫，苏州吴县人。自幼天资聪颖，好学勤勉，很早便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武进知县，他却以离家太远为由相推却。改任长葛知县，范纯仁仍不赴任。父亲范仲淹感到奇怪，便问他：“汝昔日以远为言，今近矣，复何辞？”范纯仁回答道：“人生在世，怎么能够看重禄食，而轻易远离父母呢？长葛虽然离家近，上任后也不能随时养奉双亲呀！”原来，范纯仁不想赴任做官，是为了留在父母身边尽孝。
直到范仲淹去世以后，范纯仁才投身仕途，“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后调任“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英宗治平年间，“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后出知蕲州，历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神宗即位后，范纯仁奉诏回京，“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
此时，深受神宗倚重的宰相王安石正全力推行变法，范纯仁与之政见不合，遂不顾个人利钝得失再三向神宗和王安石陈说新法之弊：
及薛向任发运使，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积敝不可顿革。倘欲事功亟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听。遂求罢谏职，改判国子监，去意愈确。执政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其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神宗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纯仁沮格，因谗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伤传言者，属官喜谓纯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谤，请闻于朝。”纯仁既不奏使者之过，亦不折言者之非。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迁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宋史·范仲淹列传》）
此后，因为一次小过错，范纯仁被“黜知信阳军”，“移齐州”。在齐州任上，范纯仁一改前任的酷刑峻法，而以宽恕之道治理齐州，民风很快为之改观：
移齐州。齐俗凶悍，人轻为盗劫。或谓：“此严治之犹不能戢，公一以宽，恐不胜其治矣。”纯仁曰：“宽出于性，若强以猛，则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系囚常满，皆屠贩盗窃而督偿者。纯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输纳邪？”通判曰：“此释之，复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毙于狱中，是与民除害尔。”纯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杀之，岂理也邪？”尽呼至庭下，训使自新，即释去。期岁，盗减比年大半。
哲宗即位后，范纯仁“复直龙图阁、知庆州”，旋回京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除给事中。此时，王安石变法失败，政敌司马光主政，对王安石的变法举措不加区别，一律废止。原本和司马光政见相同的范纯仁见状，挺身而出，与之辩论，意图匡正：
时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云：“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宋史·范仲淹列传》）
元祐初年，范纯仁迁为吏部尚书。数日之内又迁为同知枢密院事。元祐三年，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时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宰相），步入了北宋朝廷的权力核心层。
身居庙堂之高的范纯仁，一方面恪尽职守，一方面宽厚待人，屡屡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宽容大度来对待曾经诬告甚至算计陷害过他的政敌，故而被史家大书特书。
一位名叫种古的官员心怀叵测地诬告范纯仁，被朝廷查明后予以停职处分。范纯仁非但没有给他穿小鞋，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可用之才，举荐他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不仅如此，范纯仁还经常因种古而自咎：“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纯仁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曲直哉！”
奸臣章惇、邓绾失势后，范纯仁本着与人为善的心态，不计前嫌，而请求不要对他们处分过重：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纯仁请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邓绾帅淮东，言者斥之不已。纯仁言：“臣尝为绾诬奏坐黜，今日所陈为绾也，左降不宜录人之过太深。”宣仁后嘉纳。因下诏：“前日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
苏轼、韩维、王觌先后因言获罪，范纯仁尽量为他们开脱，想方设法予以保护：学士苏轼以发策问为言者所攻，韩维无名罢门下侍郎补外。纯仁奏轼无罪，维尽心国家，不可因谮黜官。及王觌言事忤旨，纯仁虑朋党将炽，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同庆历柄任，各举所知。常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网打尽。’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以进。
蔡确遭贬黜后，因《车盖亭诗》而受到言官弹劾，太师文彦博拟将其从严治罪，范纯仁力排众议，在太后面前反复为蔡确求情：纯仁于宣仁后帘前言：“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又与王存谏于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盖如父母之有逆子，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父子至亲，主于恕而已。若处之必死之地，则恐伤恩。”确卒贬新州。
宰相吕大防和范纯仁意见相左，以为蔡确“党人甚盛，不可不问”，由是引发范纯仁上疏陈说朋党之事：“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风俗，犹以观望为能，后来柄臣，固合永为商鉴。今蔡确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臣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则是举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屏迹矣。何烦分辨党人，或恐有伤仁化。”
元人脱脱对范纯仁救蔡确之举感慨良深：“纯仁救蔡确一事，所谓谋国甚远，当世若从其言，元祐党锢之祸，不至若是烈也。”
元祐四年西夏入侵，“朝廷欲罪将吏”，范纯仁主动承担责任，引咎求贬，结果“贬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颍昌”。不久又被召回，“复拜右仆射之职”。哲宗亲政后，范纯仁主动请辞。哲宗不许，对宰相吕大防说：“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后哲宗重用奸臣章惇为宰相，范纯仁自忖正邪不两立，坚决请辞，“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后徙河南府，又徙陈州。
宰臣吕大防和范纯仁共事有年，曾经处心积虑地排挤过他。章惇得势后，吕大防也被贬黜。当朝廷颁布大赦令时，章惇却说：吕大防等数十人，“当终身勿徙”。范纯仁基于道义而欲奋起抗争。亲友们劝说他不要触怒权臣章惇，以免在古稀之年再被远徙。纯仁曰：“事至于此，无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习水土，炎荒非久处之地，又忧虞不测，何以自存。臣曾与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亲见。臣之激切，止是仰报圣德。向来章惇、吕惠卿虽为贬谪，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开纳，陛下以一蔡确之故，常轸圣念。今赴彦若已死贬所，将不止一蔡确矣。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引赦原放。”
果然和人们所预料的一样，“疏奏，忤惇意，诋为同罪，落职知随州。明年，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史书关于范纯仁坦然面对仕途坎坷和秉持与人为善对待权奸章惇的记载，令人读来为之动容：
时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近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之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闻诸子怨章惇，纯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纯仁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既至永，韩维责均州，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得免行。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役法不同为请，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无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范纯仁晚年迭遭贬黜，皆与奸相章惇使坏有关。范纯仁的家人一提起章惇，便气不打一处来。远徙永州途中，过江时翻了船只，范纯仁和船上的人衣服尽湿。范纯仁便借用眼前的这一意外变故点化家人，开拓他们的视野。“难道这也是章惇所为吗？”范纯仁的这一千古之问，远胜过许多以德报怨的佛家故事。
直到徽宗继位，范纯仁才重获朝廷重视。徽宗即位之日，即授范纯仁为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在范纯仁由永州前往邓州的路上，又被封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范纯仁手捧诏书老泪纵横，说道：“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享年七十五岁的范纯仁寿终正寝后，诏令助葬白金三十两，敕令许、洛官员供给其葬费，赠官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宣”，御书碑额为“世济忠直之碑”。
范纯仁生前经常对人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又戒曰：“《六经》，圣人之事也。知一字则行一字。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则所谓‘有为者亦若是’尔。岂不在人邪？”弟纯粹在关陕，纯仁虑其于西夏有立功意。与之书曰：“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校胜负，非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唯不足胜，虽胜亦非也。”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纯仁投身仕途之际，正值北宋王朝党争愈演愈烈的时代。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章惇等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偏不党的范纯仁特立独行，直言无忌，自然会于无意之间得罪各路神仙而迭遭坎坷。身为一代“名世之臣”，范纯仁恪尽职守，绝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以宽厚待人，对算计他的、诬告他的、陷害他的政敌，从来不还以牙眼，从来不与之计较。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奉行恕道的人和事虽不少见，但像范纯仁这样始终坚持以忠恕立身待人处世的，却极为罕见。“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愈是品味范纯仁所言，愈是对范纯仁心存敬意。回望“名世之臣”范纯仁的伟岸身影，愈加感佩他的忠恕抉择。“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继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后，在范纯仁的身上，忠恕情怀又一次得到了完美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