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前汉纪》本名《汉纪》，称它《前汉纪》，是后世为了区别于袁宏所著的《后汉纪》。《汉纪》所记时间和《汉书》一样，也是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起，到公元23年王莽灭亡为止，共二百三十二年。全书三十卷，分为《高祖纪》四卷，《惠帝纪》一卷，《高后纪》一卷，《文帝纪》二卷，《景帝纪》一卷，《武帝纪》六卷，《昭帝纪》一卷，《宣帝纪》四卷，《元帝纪》三卷，《成帝纪》四卷，《哀帝纪》二卷，《平帝纪》一卷，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汉纪》的编撰者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东汉末年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家贫无书，却刻苦为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十二岁就能讲述《春秋》。汉灵帝时，宦官专权，他托病隐居。后经曹操辟举供职于他的镇东将军府，旋迁朝廷黄门侍郎，同孔融侍讲宫中，为汉献帝所赏识。

汉献帝喜欢读历史书，却感到《汉书》内容太多，不便翻检，就命荀悦仿照《左传》的体例，将《汉书》加以改编。荀悦于是从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便编写成了这部三十卷的《汉纪》。这书虽说是奉命撰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书中记述“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是“志在献替”，希望汉献帝能有所振作，改变目前这种“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的局面。因此，《汉纪》是荀悦希望对汉献帝有所启发的历史教科书。

荀悦的改编工作，是把班固《汉书》里传、志、表的资料，按时间先后加以适当剪裁，编排到各个帝纪之内。取材范围主要不出《汉书》，但也有所增益。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里的记载较为详细。《汉纪》全书仅十八万字，只占《汉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而西汉一朝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都有条不紊地记载了下来。所以，《汉纪》向来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是“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很称赞《汉纪》，说它是“善钞书者”。荀悦确实是用编年的方法去“钞”《汉书》，但不是简单的钞，而是把纪传体中一些成功的记叙方法运用了进去，这正是《汉纪》不同于它以前的编年史的特点之一。它在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有时补叙前因，有时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的人和事。从此，编年史也可以跟纪传史一样自由地和广泛地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如记人物事迹时，就采用纪传史的“人经事纬”的记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而且为编年史写人物找到了一条新路。

正因为《汉纪》在我国古代编年史(特别是断代编年史)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发凡起例的作用，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同《汉书》被视为我国古代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最早的代表作。因此，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书体例纪传体和编年体，也就被称之为“班、荀二体”。

《汉纪》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撰写史论。它在每篇帝(后)纪里，加进“荀悦曰”的因事而发的史论，用以总结为政的得失，给人以启示。同时，也是作者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例如，两汉田赋，由什五税一，三十税一，甚至百一而税，灾荒之年，更“诏除田之租税”。对这种减免田赋的措施，班固以后的史学家多当作惠政加以歌颂。董仲舒和王莽等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批评，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荀悦在《汉纪》《孝文皇帝纪》下评论说：“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荀悦的这种分析是至理名言。其他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等，也很可取。只是有的史论过于冗长，还有的为天人感应说辩护，就显得思想迂腐了。

总之，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体例，但是，从《春秋》到《左传》都没能把编年体的规模完备地建立起来。自司马迁创造的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出现以后，编年体就绝而不传。直到荀悦，才把编年体重新恢复，并加以完备，使之成为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一种史书体例，从而为我国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汉纪》的影响下，两晋、南北朝时期，编年史的编撰，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如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纪》、裴子野的《宋略》等。到北宋司马光更是集《汉纪》以来编年史发展之大成，撰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在该书中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议论政事得失，也是效法《汉纪》的。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明代嘉靖时黄姬水所刊印的较好，间或亦有讹误，《四部丛刊》影印的《汉纪》就是这个本子。清代康熙年间，蒋国祥、蒋国祚将《汉纪》和《后汉纪》合刻，并附有《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