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诗歌

巴西是由葡萄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三大种族组成的国家。各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的融合，是决定巴西诗歌发展特征和历史分期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巴西文学的成熟和文学题材的重心转向社会现实，文学中的种族特色趋于淡化，民族精神日益增强，于是形成了巴西文学的统一性。

在16世纪盛行耶稣会教士的教诲诗与宗教诗以及17世纪初流行应景诗之后，巴西诗歌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具有个人风格的重要诗人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1633—1696)。他以诗歌形式揭露了殖民社会的弊病。他写的抒情诗赞颂了巴西山河的壮丽，但最佳诗作则是揭示巴西社会现实的讽刺诗。诗人在其作品里表达了一种民族意识和巴西要从葡萄牙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愿望。18世纪中叶，在被一场淘金热席卷的米纳斯热赖斯地区，诞生了米内拉诗派。该派青年诗人都曾在葡萄牙受过教育，其中的一部分还成为文学院的成员。他们的诗作沿袭了学院式，即阿卡迪亚传统。这些诗人回国后参加了米内拉组织的起义，但遭到失败。他们的艺术领袖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1744—1810)被誉为巴西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1792)是巴西最著名的爱情诗篇。这些诗篇具有纯洁的抒情色彩，风格优雅隽永，表现了性爱与精神之爱的理想结合。他和米内拉派另外两位著名诗人克劳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1729—1789)和阿尔瓦伦加·佩诺托(1744—1793)，被誉为米内拉三大诗人。

米内拉派的其他诗人创作的诗歌中包括巴西最优秀的史诗。巴西里奥·达·加马所写的《啊，乌拉圭》(1764)是一首富有独创性的诗篇，也是印第安主义浪漫诗歌的前驱。它追述了葡萄牙在西班牙的援助下，如何平定信奉耶稣教的印第安人的叛乱。圣塔·里塔·杜朗的《卡拉穆鲁》具有浓厚的巴西艺术与文化色彩，但作为诗歌则缺乏独创性，才华不足。这首诗描写了迪奥戈·阿尔瓦雷斯在沉船之后发现了巴希亚，成为当地印第安人的酋长并更名为卡拉穆鲁的故事。在上述作品中，诗人们对大自然作了不同的描写。他们或师承阿卡迪亚派的观点，赋予它牧歌式的优美和泛神论的特色;或沿循巴罗克—贡戈拉派的观点，将它描写成壮丽雄浑，具有创造力的存在。总之，在这些诗人的笔下，大自然均被涂上了某种主观色彩，隐去了其原有的客观面貌。

米内拉派在理论上深受卢梭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的影响，因而也被称为原浪漫主义派。但巴西浪漫主义运动的真正兴起是在国家独立之后，巴西的浪漫主义文学是以描写理想化了的土著人为基础的。其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初期(1836—1840)

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是巴西浪漫主义初期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以抒情性和宗教启示为主要特色。他还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史家，撰写了《论巴西文学史》。这篇论文相当于一篇浪漫主义宣言书。除了关于浪漫主义的理论著述外，他还在其作品《诗意的叹息与思念》中，阐述了浪漫主义在巴西的影响与追随者的实例。但他本人则略输诗才，其诗作也缺乏真正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印第安主义时期(1840—1850)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其诗作所表现出的理智与和谐，成为巴西浪漫主义诗歌的主导格调。他的诗作完美地融合了诗人对爱情的追求，对宗教的虔诚，对自然的迷恋，对国家的热爱及对印第安人的同情。他所作的有关印第安人的诗歌最富有生活的情愫。其最著名的诗篇之一《流亡之歌》，表达了他对自己祖国巴西的无限眷恋。

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悲观主义时期(1850—1860)

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有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1831—1852)、戎凯拉·弗莱雷(1832—1855)和卡西米罗·德·阿布雷乌(1839—1860)。这些诗人的民族意识极为淡薄。他们接受欧洲颓废派堕落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少人都英年夭折。阿布雷乌是巴西最淳厚质朴、富有才华的诗人，备受普通民众喜爱。弗莱雷的浪漫主义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的苦难生活。

四、山鹰派社会诗时期(约1860—1880)

以山鹰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这一时期更密切地结合社会现实，创作了反映废奴运动与巴拉圭战争(1865—1870)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诗歌。伟大的“山鹰”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出于社会良知，从描写印第安人的题材转向反映废奴思潮的主题，而成为巴西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其诗作倾诉了黑人奴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摧残，表达了反对封建帝制和反对奴隶制度的进步思想。他的诗集《奴隶》包括两首富有灵感的诗歌——《非洲的声音》和《贩奴船》。在《非洲的声音》中，诗人虔诚地呼吁上帝为黑奴主持公正;在《贩奴船》中，诗人表述了被囚禁在船舱里等待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所忍受的痛苦。这些诗篇虽然不免有山鹰派固有的语言夸饰的缺陷，但确属感人肺腑之作。

法贡德斯·瓦雷拉(1841—1875)生活于上述的第三、第四时期之间，但其诗作几乎融汇了巴西浪漫主义诗歌所有的主要倾向。

因厌烦浪漫派诗歌语言的夸饰和极端浪漫派诗歌过度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嗣后一代的巴西诗人转向了高蹈派。巴西的高蹈派虽然在本质上师承法国的高蹈派，但亦带有巴西的特色。阿尔贝托·德·奥利维拉(1857—1937)、赖蒙多·科雷亚(1859—1911)和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是巴西高蹈派的三位代表诗人。奥利维拉在三人中最忠实于高蹈派风格，其诗作亦最具巴西特征。科雷亚的诗歌富于妙趣，音乐性强，但情调悲观，感情色彩浓烈。比拉克的诗歌则思想机敏，技法灵巧，语言流畅，别具一格。在《甲胄》一诗中，他表白了他对高蹈派的法国宗师的忠诚信奉。随着高蹈派在巴西的兴起，象征主义亦接踵而至。巴西的象征派诗人为数不多，知名者有克鲁斯·伊·索萨(1863—1898)。象征派诗歌在巴西历时短暂，但其影响却经久不衰。另一位象征派诗人阿方索·德·古马朗埃斯(1870—1921)是一位宗教诗人。

20世纪，巴西文学因受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出现了各种流派——怀疑主义、英国王尔德的犬儒主义、葡萄牙埃萨·德·克罗兹的失败主义、意大利卡尔杜齐或邓南遮的“野蛮”音律以及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不可知论等。这一时期的巴西诗坛也因流派纷争而缺乏共同的目标。1922年，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一批青年诗人在圣保罗组织了一次“现代艺术周”活动，包括一系列音乐会、演讲会和雕塑艺术展览会。著名小说家格拉萨·阿拉尼亚在“现代艺术周”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表示支持。于是巴西掀起了一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浪潮。

巴西现代派诗人主张先破后立。他们与旧的诗歌传统决裂，既破除了高蹈派的夸饰和象征派的隐晦，也抛弃了逻辑和葡萄牙语的句法和词语规范。他们摒弃传统音律与韵式，主张绝对的自由诗体。他们突破诗歌与散文的界线，在诗里包容了生活细节的描写。他们的诗作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以新的观点解释了巴西的历史与现实，强调了黑人对巴西发展的贡献与作用。

巴西现代派诗歌的早期代表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1922年，他发表了《幻觉的城市》。这部现代诗集很快就成了巴西现代主义文艺的圣经，而他本人亦被尊为“新信仰的教皇”。安德拉德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音乐、美学、视觉艺术和文艺批评等领域的现代主义大师。在巴西第一代现代派诗人中，梅诺蒂·德尔·皮基亚(生于1892)、吉列尔梅·德·阿尔梅达(生于1890)等一部分人，是从旧流派转人现代派的。而罗纳尔多·德·卡瓦略(1893—1935)、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生于1902)和曼努埃尔·班代拉(生于1886)以后又成为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中班代拉最负盛名。他早在1922年之前便发表了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因而被誉为巴西“新诗歌施洗约翰”。他虽然为创立巴西的现代派诗歌做出了贡献，但却独立不羁。他常常告诫诗人们应首先注重真正的灵感，其次再考虑创作的技巧。他的诗歌语言纯朴而思想深邃。虽然他描写的是人们日常的生活，平淡无奇，鲜有诗意，但一经他的诗笔点染便勾勒出一幅富有抒情色彩的画卷。班代拉的贡献除诗作外，还有他对巴西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所作的天才的评价。

第一代圣保罗诗人最为激进。他们一度都在《喇叭》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们的领袖是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这一批诗人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和地域主义倾向。奥斯瓦尔德提倡“原始风格”;这种理论类似于法国的“异国风格”，他是一位奋斗不息的艺术家。后来他又组织了一个新的诗派，出版了体现法国作家蒙田影响的杂志《野蛮主义》。巴西文坛出现的外国文学影响，引起了梅诺蒂·德尔·皮基亚(生于1892)、卡西亚诺·里卡尔多(生于1895)、普利尼奥·萨尔加多(生于1901)等诗人的反对。他们组成了“绿黄色”派，主张以美洲印第安传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他们出版的刊物题名为《貘》，认为这种动物象征着南美大地野性的原始力量。

里约热内卢的现代派诗人组织在政治上态度温和，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不安。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组织由出版《假日》杂志的一批诗人组成，包括天才的女诗人赛西莉娅·梅雷莱斯(1901—1964)。《假日》杂志派主张诗歌要具有快速的表达节奏，要全面地反映现实，既具有巴西的特色，又体现文学的普遍性。

巴西的第二代现代派诗人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其诗作表现的社会政治特征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却大同小异。卡洛斯·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生于1902)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倾向的代表。他的诗集《灵魂的沼泽》(1934)是当时巴西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但其后期的作品失去了诗人早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穆里洛·孟德斯(生于1902)、奥古斯托·弗雷特里·施密特(1906)和赛西莉娅·梅雷莱斯是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代表。孟德斯亦写过带玄学派格调的超现实主义诗歌。施密特既是诗人，又是实业家兼政治家，其诗作兼备《圣经》的灵感与惠特曼的节奏。赛西莉娅的后期诗作则转向大自然、巴西的英雄历史以及中世纪欧洲等题材。还应提及维尼西乌斯·德·莫赖斯(生于1913)和若热·德·利马(1895—1953)这两位诗人。莫赖斯在现代派诗人中虽属年轻一代，但其风格与年长诗人相比，仅在伯仲之间。利马立志“恢复诗歌的基督精神”。他在1938年发表了《无缝衣》，1946年又出版了《黑人诗集》。这些诗作既渗透了基督精神，又具有鲜明的巴西民族特色。他的诗歌格调凝重，节奏规整，并以擅写长行而著称。他后来的诗作《十四行诗集》和《俄耳甫斯的发明》，在思想感情上虽与前期作品相仿，却没有前期作品那种明显的说教色彩。利马的晚期作品是表述个人痛苦的象征主义诗作。利马的全部诗作恰好体现了巴西现代派诗歌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1942年以后的巴西诗歌流派，尚难作出确切的划分。有些诗人自称为“1945年的一代”。阿莫罗索·利马(笔名：特里斯塔奥·德·阿塔伊德)则认为现代主义在1945年业已消亡，因此称这一时期的诗歌为“新现代主义”。多明戈斯·卡瓦略·德·西尔瓦(生于1915)、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生于1920)和热尔·卡姆波斯(生于1924)是这一代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这三位诗人的共同倾向是其诗作均带有瑞士具体主义的色彩，主张诗歌应像图解一样鲜明地表现各种事物。

与此同时，老一辈的诗人仍在继续创作，但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均有所发展。例如，卡西亚诺·里卡尔多在早期现代主义衰落之时已达到了其创作的顶峰，但后期他转而以现代科学为题材，写出以心理描写为特色的诗歌。总而言之，当代巴西诗歌已摆脱了传统的形式而注重诗歌的结构美和语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