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早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过欧洲1848年革命;后来混入第一国际，成为国际工人革命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
1814年5月30日，巴枯宁诞生在俄国特维尔省的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曾留学意大利，后来当过沙皇政府的外交官;母亲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女儿，出身于著名的穆拉维约夫家族。他们象当时俄国许多贵族一样，想让自己的儿子发迹于军界。1829年，15岁的巴枯宁进入帝俄首都彼得堡炮兵学校学习，1833年毕业，获得准尉军衔，被派往立陶宛服役。但巴枯宁不顾父母意愿，对军队生活不感兴趣，因而于1835年离开军队，回到故乡。
1836年，巴枯宁来到莫斯科，参加了以青年哲学家斯坦凯维奇为首的哲学研究小组，结识了别林斯基。巴枯宁象俄国其他一些贵族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当时颇为流行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研究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哲学为时髦。到莫斯科后不久，巴枯宁除了给《望远镜》杂志翻译费希特的哲学讲演录外，还写了一篇哲学文章《〈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当时巴枯宁是个保守的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主张“在各方面和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同现实调和”，把沙皇制度说成是“美好的俄国现实”。
1940年秋，巴枯宁在赫尔岑的资助下来到西欧。开始，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为这里的书斋生活所陶醉，对政治斗争并无多大兴趣。由于同德国新闻记者斯特溜比格的接触，特别是同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卢格、海尔维格的结识，使巴枯宁开始关注社会现实，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1842年10月，他在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文，表达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宣扬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消灭现行的社会制度，就有实现这个口号的可能。从此，他决定不回俄国，要继续留在西欧从事政治活动。
从1842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巴枯宁辗转于德国德累斯顿、瑞士苏黎世，寓居巴黎、布鲁塞尔等地;行踪飘忽不定，接触面颇广。在这段时期里，他结识的著名人物有：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列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傅立叶的信徒孔西得朗、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等等，使巴枯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按巴枯宁的世界观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义17周年大会上，巴枯宁向参加大会的波兰侨民和法国听众发表演说，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抨击。巴枯宁认为在俄国“没有正义”，“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他对波兰人民表示同情，批评沙皇俄国政府对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镇压是“骇人听闻的，是丧失理智的，是犯罪行为”。
巴枯宁的这次演说，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法国的波兰侨民对巴枯宁这个演说表示欢迎，在巴黎出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改革报》对他的这些激进言论表示赞许。而沙皇政府对巴枯宁在西欧的活动，特别是对他的这次公开演说甚感不安。于是，沙皇政府指示其驻法国公使基塞辽夫同法国政府交涉，要求法国当局立即将巴枯宁驱逐出境。因此，法国基佐政府于1847年12月9日下达了对他的驱逐令。同年12月下旬，巴枯宁被迫离开法国，再次来到布鲁塞尔。
巴枯宁离开巴黎不到两个月，就响起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枪声。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迅速传到布鲁塞尔。2月26日，即巴黎发生武装起义的第三天，巴枯宁立即赶来法国，参加巴黎群众的革命活动。法国二月革命的火焰很快燃烧到德意志、奥地利境内。4月初，巴枯宁从法国来到柏林，支持海尔维格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但因柏林警察当局的严密监视，巴枯宁在这里难以进行活动，他便决定经莱比锡进入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境内，准备参加即将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开幕，巴枯宁作为波兰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巴枯宁提出了一篇名曰《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的报告，宣扬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建立斯拉夫联邦。正当这次大会召开之际，在布拉格发生了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游行示威，进而转变为武装起义。捷克革命民主主义者弗利契、萨宾纳是这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巴枯宁支持这次起义，并直接参加了布拉格街垒的战斗。布拉格武装起义很快被奥地利政府的军队镇压下去，巴枯宁只得逃往德意志境内。
1849年5月，德累斯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萨克森王国政府。巴枯宁不但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①。起义开始后不久， 由于萨克森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批反动军队被调集到德累斯顿，起义者的队伍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劣势，这次起义也很快被镇压下去。5月9日，巴枯宁逃出德累斯顿，翌日被逮捕。1850年1月，萨克森政府将他判处死刑，但未立即执行。同年7月，他被押送到奥地利帝国的监狱里关了一段时期。
后来，沙皇政府把巴枯宁引渡回俄国，于1851年5月23日将他关进彼得一保罗要塞的监狱里。在狱中， 巴枯宁自首变节，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一份洋洋数万言的《忏悔书》，把自己过去的革命活动说成是“唐·吉诃德式的疯狂”，“由疯狂走向疯狂，由错误走向罪过，由罪过走向犯罪”;承认自己完全误入迷途，“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这份《忏悔书》中，他还百般讨好沙皇尼古拉一世，说沙皇“仁慈”，是“慈父”，表示向沙皇陛下“伏地求恩”。
巴枯宁卑躬屈膝地向沙皇递交了这份《忏悔书》之后，幸免一死;在生活待遇上有所改善，被允许同亲属通讯和会见。但他并未获得自由，继续关在狱中。1857年2月14日，他又向即位不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呈递了一封《请求减刑书》，继续表示忏悔，声明要“用汗和血”来洗刷自己的“罪行”，恳求宽大处理。亚历山大二世看了这封《请求减刑书》之后，果然为其“掬诚陈言”、“真诚坦白”所动，下达御批，同意对巴枯宁减刑，将他流放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地，巴枯宁呆了5年多，名义上是政治流放犯，实际上是个享有特殊待遇的公民。他长期住在西伯利亚城镇里，生活条件较好，既不要做苦工，行动上也比较自由。从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移居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之后，他还受到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庇护和照顾，因为这位总督是他的舅父。巴枯宁领到了一张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通行的护照，甚至接受官方和巨商的委托，巡视东西伯利亚一些地区。1861年6月，巴枯宁趁在黑龙江沿岸调查商务情报之机，轻而易举地逃出西伯利亚。
巴枯宁经过日本横滨、美国旧金山，于1861年底重返欧洲，来到英国，同旅居伦敦的赫尔岑、奥格辽夫会晤。翌年初，他在赫尔岑主编的《钟声报》上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大言不惭地说：“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实于朋友们，忠实于伟大的共同事业和我自己……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请求你们：再次接受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允许我在你们中间，和你们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巴枯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越狱归来的“英雄”，以1848—1849年时期的“老革命”自诩。加之，他过去同赫尔岑、奥格辽夫有过友谊关系，因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得以加入《钟声报》编辑部，为这个颇有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出版物撰稿。巴枯宁在自己的著作和书信中，美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扬泛斯拉夫主义。他说：“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他并且要求亚历山大二世“不应该成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脑”，而要“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另一方面，在巴枯宁的著作和演说中，也有一些反对沙皇政府的言论。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巴枯宁从事过一些反对沙皇政府的实际活动。当时，在俄国国内出现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巴枯宁同这个组织有着一定的政治联系，支持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并准备前往波兰境内参加这次起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他还同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1869年写的《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号召。而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附录(补充A)，成为俄国青年民粹派分子的行动纲领，对于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巴枯宁同拉甫罗夫、特卡乔夫被称为七十年代民粹派的三大理论家。
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对于西欧的革命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虽然巴枯宁早在1844年3月，就同马克思在巴黎相识，但他后来却疯狂地反对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1864年9月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巴枯宁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表示愿意加入第一国际，假惺惺地向马克思保证， 要“努力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1864年底，巴枯宁前往意大利， 声称要在这里开展有利于第一国际的活动。
当巴枯宁来到意大利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当时的意大利在经济上相当落后，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的队伍很小。巴枯宁居留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他经常接触的人，大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找不到出路，不满现状。他们因遭受失业之苦而产生了绝望心理，滋长了一种“憎恨一切”和“破坏一切”的情绪。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对于促使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把这些人看成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巴枯宁写了《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巴黎公社和关于国家的概念》、《上帝与国家》、《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著作。特别是《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之大成，是他的代表作。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把自由看成是人性的基本条件。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应当是充分的和无条件的;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他还说，只有借助于自由，每个人的“思想、人格、幸福才有得到完全发展的可能”。同时，他把一切权力看成是同自由绝对相对立的，认为只要那里存在着权力，那里人们的自由就将被扼杀。所以，他反对一切权威，主张“要绝对消除权威原则的任何利用和表现。”列宁指出，“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①巴枯宁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观，正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
巴枯宁主张立即消灭国家。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祸根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制度，而是国家本身。据他看来，任何国家都意味着对人民的统治，而任何统治都意味着剥削和压迫。所以，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所主张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现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正因为巴枯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无产阶级放弃任何政治斗争。这就完全暴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
巴枯宁认为，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须按照自下而上的方针、借助于自由协作社和自治公社的联盟来建立;在这种社会中，任何个人、任何乡镇都是自治的。巴枯宁所设想的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协调、有严密组织的整体，而是各自分散的、无组织性的、不受任何社会联系的自治公社的总和。事实上，巴枯宁所设想的这种未来社会，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乌托邦。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巴枯宁主义也是一种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枯宁剽窃了圣西门关于取消财产继承权的思想，鼓吹“阶级平等”。他认为财产继承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础，而财产继承权和私有制又是国家所造成的。根据巴枯宁的逻辑，国家的消灭就会导致财产继承权的消失，同时也就导致“阶级平等”的实现。事实上，私有制才是社会不平等的真正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才能建立人们之间的真正平等。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无非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①在第一国际期间，他总想以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并玩弄各种阴谋，妄图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
1868年10月，巴枯宁在瑞士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是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团体，因为在这个“同盟”中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国际兄弟会”，由100名成员组成，一般盟员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巴枯宁妄图使“同盟”正式加入国际，指望在国际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识破了巴枯宁的阴谋，不让他在第一国际中搞“国中之国”。
于是，巴枯宁又玩弄了另一个阴谋，妄图在1869年9月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为此目的，他指使其党徒，伪造代表资格证，强求代表席位，以便在会上造成虚伪的“多数”。但巴枯宁一伙的这种伎俩，又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戳穿;在这次会上，巴枯宁没有被选入国际总委员会。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目的未能得逞。
巴塞尔大会之后，巴枯宁便继续扩大自己的宗派势力，在国际内部大搞分裂活动。在1872年9月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指使其党羽，背着国际的一些地区联合会，发出秘密通知，用欺骗手法强夺各地区的代表席位。尽管如此，巴枯宁分子出席海牙大会的代表人数还是占少数。所以，在海牙大会上巴枯宁又遭到失败，并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当海牙大会刚一闭幕，巴枯宁就纠集其党羽，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巴枯宁一伙并在圣伊米耶大会上建立了无政府主义国际，公开同第一国际对抗。但以后召开的几次无政府主义国际代表大会，巴枯宁并未参加。
1873年9月，巴枯宁在日内瓦发表声明，说自己年老多病，宣布“退出斗争舞台”。但他并未完全履行这个诺言。1874年7月，他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地区参加了一次暴动活动;只是在这次暴动失败后，他才隐居于瑞士南部边境的卢加洛。1876年7月1日，他因患肾脏病和水肿病，死于瑞士伯尔尼，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