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尹昌龙

中篇小说。作者蒋子龙。发表于《花城》1986年第5期。是蒋子龙的系列小说《饥饿综合症》中的一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了“我”在被收审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我”，陈公琦，是解放前一个钟表店小经理的儿子，“文革”中成了“狗崽子”下乡劳动。回城后，开始当司机，以后又担任了城北机械厂的生产科长。因为工作积极能干，尤其是管理上表现得很出色，使机械厂起死回生。但不懂生产、玩弄权术的厂长朱刚越来越觉得“我”是竞选厂长的对手，于是，想方设法排挤“我”。因为“我”提拔的采购员贪污脏款，“我”也受到了控告。工商局的干部雷彪在受贿之后，漠视法律和人权，在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运动中，把“我”带进了收审站。在收审站里，“我”不仅肉体上受过摧残，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受尽了折磨，“我”盼望着自己的“案情”能水落石出，“我”在焦灼和愤懑、希望和绝望中度过了两个多月，最后，在雷彪的操纵下，“我”还是被逮捕入狱了。作者通过这桩错案及其背后的阴影，揭露了我们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威胁。在收审站，面对一帮野蛮、粗暴的犯人，“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我”对人生的积极、乐观转向了憎恨和无望。“我”感受到在饥饿和名利面前，人的文明和尊严沦丧之后的残酷和无耻。“我”清楚地感觉到人性中恶的因素的集结、膨胀和繁衍，感受到邪恶对善良的阴森森的笼罩，也体会到命运的无定和社会的无情。通过“我”的经历和体验，作者传达出一些关于人生和生存的哲理。作者把社会阴影主要集中在朱刚、雷彪和刘青萍一伙人的身上，写出了他们的无赖、专横和恶毒，同时，在江科长、刘义和哑巴身上展现出人的正直、善良和真诚，寄寓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的期望。小说在结构上以“我”的经历为故事的主要情节。作者先从“我”被收审写起，一边写“我”进了收审站以后的遭遇和心情，一边通过“我”的追忆和回想展现“我”以前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避免了叙述上的呆板和单调。小说的语言质朴、流畅，饱含深切的感受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