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全文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排本《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又号文木老人等。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吴敬梓出生于正在衰落的贵族书香门第。幼时家贫，少年丧母。他刻苦攻读文史典籍，学习八股文。早年参加童试，得秀才，后来应试，均未中举，从而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认识。吴敬梓又移居南京，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还和道士伶人往来，这为后来《儒林外史》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并且在南京作成。他生活放浪不羁，晚年清贫如洗，常靠友人救济度日，但仍旷达豪爽。能诗善文，著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等。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可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多方面特色的作品。仅从其结构艺术看，它就不同于在其前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也不同于几乎同时创作的《歧路灯》、《红楼梦》，它对后来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出现的年代(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算起，在《儒林外史》问世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还很少见到对它的艺术结构加以非难的文字;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它的独创性的结构艺术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就曾说它的“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 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指责它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胡适尽管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多方面的赞扬，但也对它的结构艺术不断地加以贬责。其实，他们都未能理解《儒林外史》这种结构样式正显示了吴敬梓独特的艺术匠心。
实际上，类似《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巴尔扎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在它出版时，巴尔扎克曾请菲力克恩·达文替他写了序。在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指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以“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儒林外史》的确塑造了许多性格不同的人物，描写了许多情节各异的故事。但却同一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生活，表现了同一主题。正如契诃夫论及自己的作品《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时所说：“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诃夫论文学·写给阿·谢·苏沃陵》)。的确，在《儒林外史》中，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人、马二游西湖、匡二自称“先儒”、牛浦郎冒充牛布衣等令人发噱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似乎“各自成篇”，其实它们都是整部小说“不能缺少”的有机组合部分，有着“共同性”。正因为有了这些情节和人物，才使得整部《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表露的社会理想，令人信服、惊服和叹服。
在吴敬梓于《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众多人物故事中，严贡生与严监生的故事也自有其特色，如同一部《儒林外史》包含了许多人物传记一样，在二“严”的传记中还包孕了王德、王仁的故事。这二“严”与二“王”四个人的传记，见之于小说四、五、六、七、十八诸回，而重点又在于四、五、六回，特别是五、六两回，总计不过一万四千字左右，作者却为这四个士林中人物立下完整的传记。
吴敬梓是以二“严”的传记网括二“王”的传记。二“严”与二“王”都是以合传的形式出现，但二“严”的合传又与二“王”的合传有所不同。在二“严”合传中先写老大贡生严大位，次写老二监生严大育，这是合传中的分写，但有关联。贡生闯下祸来，一走了之;监生就不得不为之处结，于是监生出场;监生病死，贡生也不得不回来吊丧;而后，老大严大位携子赴省完姻，老二严大育遗孤在家夭折。由这种对照描写而引出了老大匆匆返回乡里，霸占老二家产。二“严”兄弟二人虽为合传，但有分有合，合而不重，分而不断，此伏彼起，交错联系。作者为二“王”王德、王仁立传又另具匠心。二“王”兄弟二人一同进场，一同退场，始终在一起抛头露面。他们由严老二请来处理严老大的祸事而登台，而他们的下台则在严老大处理严老二的后事时，前后回环，对照映带，极富讽刺意味。二“王”传自具首尾，可以独立成章，然而它却是被作者用来充实二“严”传的内容的，因而在结构上为二“严”传所包孕。二“王”传虽已结束，而二“严”故事尚未终篇。二“严”传有分有合，二“王”传则相提并举，极尽分合包孕之能事，这种手法，全以《史记》列传中学来。卧本“楔子”回批中即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在“幽榜”回批中又说其“如太史公自序”。此评不无道理。
且看作者如何为二“严”立传的。严贡生和严监生虽为亲兄弟，但两人的心性却截然不同，作者运用艺术的对比将他们个性表现得极其分明。作者写严贡生，主要是抓住他攀结当道、凭借势力、敲诈勒索、横行乡里的罪恶加以暴露和谴责。他的登场十分突兀，闯进关帝庙中主动与范进、张师陆攀谈，结识，敬酒，献媚。何以要如此，就因为范、张是汤知县的门生故旧。因而他的登场就又不突兀，正是作者为表现他辗转攀结当道的行径而设计的。当他向范、张二位滔滔不绝地说“汤父母”如何器重自己，自己又如何率真之际，家中小厮突然出现，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还了。作者运用这种当场出丑的讽刺手法戳穿他自我吹嘘“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无耻谎言。读者正急于知道下文如何，作者却于浓墨酣笔、大加挥洒之际突然一笔带住，行文又荡将开去，穿插进汤知县接待范、张，张师陆出主意枷死回民老师夫一节，波澜起伏，耐人寻味。而在汤知县发落了“闹事”的回民“正要退堂”时刻，“突然见两个人进来喊冤”，第一个就是被严贡生拦了猪的王小二，状告严大位;第二个告状的叫黄梦统，也是状告严贡生，于是作者又为严大位续传。贡生严大位的大名于此方才出现，这是作者常用的艺术手法，他经常将笔下反面人物迅速推进到情节的漩涡中心，让他们一个筋斗就翻到前台来，甚至连姓名也来不及交代，而先让广大读者见其丑恶嘴脸，然后再用工笔予以精镂细刻。严贡生拦人的猪，前文已有叙述，此处只交代告状人王小二;严贡生讹人的钱，上文没有交代，此处才由告状人黄梦统详细诉说。此二事同是揭露严贡生的劣迹，但在作者写来却有详略之分;同时通过作品中人物所叙述的后一桩事，以为作者所叙述的前一桩事的补充，使得对他抨击更有力。拦人的猪，讹人的钱，两事齐发，难怪汤知县也要说他“其实可恶”，并且批准了两张状纸。严贡生明知两事是实，无法抵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急急忙忙，一走了之。这又再次戳穿了“汤父母”对他所谓的“凡事心照”只不过是他自我吹嘘的谎言而已。至此，作者通过两桩事续上前文，刚刚交代完毕，严贡生即行隐去，又兴起另一波来，于是作者暂时放下严贡生而写严监生。及至乃弟严监生挽人为其处结两张状纸以后，他才从省城参加乡试回来。此时其弟大育及弟妇王氏先后亡故，严监生传述已毕，作者再回照前文续写贡生大位。当他返里之后，由妾扶正的弟妇赵氏送来“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他也“满心欢喜”，只是出于封建礼仪，不得不“干号了几声”。作者的春秋笔法直欲洞其心肝;而当赵氏问及乃弟大育葬地一事，他却不正面答复，只说“等我回来斟酌”，可见其时他已另有心计，此后发生的许多风波此处已透露消息。
与上次逃避官司而去省城不一样，此次贡生严大位进省则是为其二子完姻。作者从他的随从四斗子和赵氏派去的家人来富的口中、眼中，暴露他的刻薄成性而又讲究“臭派场”，终于被人们“笑个不住”。在读者的笑声中，也就极其辛辣地嘲讽了这个“贡生”的所作所为。与上次返乡是因官司已了不一样，此次返乡是由弟妇赵氏请来立嗣;上次返乡乃弟已亡故，此次返乡是弟之子又夭折。这就为他返乡夺产做了充分的铺垫。但作者却故意于此际一再延宕情节的发展，从而激发起读者更大的注意，此处以绚丽多彩的故事不断突出人物的性格，穿插了归途中以云片糕冒充药物，敲诈了船家工资和“喜钱”、“酒钱”一节。这里，作者以揶揄嘲讽的笔墨进一步勾勒出他的贪婪而又无耻的嘴脸。因而，他抵家以后便公然霸占弟妇财产。其霸道凶残的面目，令读者信服，是这位贡生性格的符合逻辑的发展。赵氏尽管泼辣，也曾得到“有妾的”知县、知府的支持，但这毕竟是偶然因素，最后仍然是善于攀结当道的严贡生打赢官司，“将家私三切分开”，赵氏“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而他不但得了七股家私，还因此而结识了周司进、范通政，并陪同范通政归里省墓而再次衣锦荣归。他由攀结官府而登场，也以攀结官府而退场(事见第十八回)。作者如此安排，不仅在结构上起到了回环照应的妙用，而且从内容来看也暴露了世事的不公，——像严大位这样的土豪劣绅，从勾结地方官进而攀识京官，因此尽管他作恶多端，却能逍遥法外，平安无事。这其中也倾泻了作者强烈的不平。
如果说严贡生的出场是主动的突兀而来的，那么严监生的出场则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严贡生的出场是攀结官府、欺压百姓，因而作者迫不及待地用闪光灯拍下他的丑态;而严监生的出场却是县里的差人“只拣有头发的抓”，被迫出来了结乃兄的官司，因而作者于此际可以从容地介绍他的名字、功名和财产状况，并补充交代了乃兄的名字。
如果说作者写严贡生是抓住他攀结官府欺压百姓这一主轴，那么作者写严监生则立足于他的“胆小有钱”。胆小而又有钱，是他一生受了许多窝囊气的根由，并因此而气愤成疾，终于不起。严贡生是欺压他人，严监生则是被人欺压，这是对照。严贡生欺压的大多是劳苦群众，而欺压严监生的却大多是他本阶级的士绅甚至亲人，这是对照中的错综。
严监生一生什么事都要仰仗别人。为了乃兄官司，他低声下气请来了王德、王仁“两位舅爷”，依靠二“王”出谋划策，“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才把“一切办的停妥”、“官司已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恼，但还得整治酒席向二“王”致谢。这“两个秀才”却又“拿班做势”不肯赴席，他又再三敦请，最后搬出妻子王氏来，二“王”才肯赏光。可见他内受乃兄大位之牵累，外受舅爷二“王”之挟持，由来已久。当赵氏扶正之际，“两位舅爷”大大敲诈了一笔;王氏病死之时，又被“两个舅奶奶”把“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仅此二事，严监生一共“用了四五千两银子”。这对于虽然“家有十多万银子”，却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病得“骨瘦如柴”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的严监生来说，真比割却心头肉还难受。气恼加重病情，危亡之际叮嘱两位舅爷照顾遗孤，“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可见其兄觊觎其财产已非一日，不得不托孤于也曾敲诈过自己的“两位舅爷”。临终时又因多点了一茎灯草而咽气的细节，只是极其夸张地对他的悭吝性格作一画龙点睛式的传神描摹而已。
严监生平生虽然备受亲友的欺凌勒索，但他也用地租和高利贷去盘剥农民。仅从王氏收到典铺利钱一笔，即达三百两之多，可参觇知。如果说严大位是土豪劣绅，那么严大育就是肉头地主。监生对农民剥削之残酷，并不亚于贡生对劳苦群众的巧取豪夺。严大育固然吝啬，严大位也并不豪爽，他们都是悭吝人，只不过表现不同而已;严贡生对自己毫不吝啬，任性挥霍，只是盘剥他人，心狠手辣;严监生自奉极俭，尽量撙节减缩，却被乃兄及舅爷霸占勒索。作者为他们立传时，用了不多的笔墨勾画出两个不同表现而同属地主阶级的悭吝人的形象来。作者对严贡生的描写，虽有夸张，但以记实为主，而对于严监生的描写，虽也记实，但其夸张手法通过典型细节的描绘，却格外形象地突出他的悭吝本质，较之贡生严大位的悭吝更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从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极其有名的悭吝人形象之一。
再看作者如何写二“王”传记的。如果说二“严”传中严贡生较之严监生更为可恶，那么作者对二“王”的憎恶更在严贡生之上。严贡生虽然也曾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没奔丧的行为，但他拦人家的猪，讹百姓的钱，克扣吹鼓手工资，诈骗船家的船银，霸占弟妇的财产，却是公然而行、劣迹昭著的。不若二“王”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廪膳生员”，处处打着“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的招牌，时时声称自己“代孔子说话”，可是没有银子和有了银子就不一样，不见银子是“本丧着”脸，有了银子就“义形于色”。亲妹尚未断气，他们两个知书识礼的秀才就为赵氏扶正出力，以之顶替亲妹位置。在严监生面前，竭力表示“有我两人做主”，“谁人再敢放屁”;而在严贡生威逼赵氏之际却一言不发，还以“身在黉宫，片纸不入公门”为借口，“不肯列名”于复呈之中，推得一干二净，前后判若两人。作者就运用艺术的对比，暴露了二“王”口不离圣贤行同狗彘的丑恶嘴脸。而像二“严”一样，二“王”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对他们的揭露产生抨击科举弊端的作用。
吴敬梓在为二“王”作传时，不像为“严”立传那样一先一后，有分有合，而总是让二“王”同进退，放在同一位置、同一处境中加以刻画，这正显示了作者艺术才能的高超过人，作品艺术描写的千变万化。二“王”合传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然而作者毕竟是将他们的活动纳入二“严”的活动轨道中，他们的传记是被包孕在二“严”合传中。因此，二“王”传与二“严”传有着彼此映照、相互补充的依存关系。没有严贡生的官司，二“王”就不会出场;没有二“王”的出场，严监生就不知道如何处结乃兄的官司。没有严监生遗孤的夭折，就不会有立嗣的纠纷;而在这一纠纷中，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严贡生，二“王”一如“泥塑木雕的一般”，终于开口不得而退场，一任严大位继续横行。至于严贡生的笔下干枯，由二“王”道出;二“王”的笔下杂乱，则由严贡生说破，这就暴露了这些“铮铮有名”的秀才、贡生，其才学不过尔尔。二“王”与严监生的谈话更补叙了严贡生敲诈勒索到总甲、地保、厨子和屠户身上，交代他从前的劣迹，这就使得严贡生的狡诈性格更其丰满夺目。可见二“王”传虽可独立成篇，但既然被包孕在二“严”传中，它就起着衬补作用，而不游离于二“严”传记之外。总之，从二“严”与二“王”合传的组织安排来看，颇可窥见《儒林外史》结构艺术之一斑。这种相互勾联的结构，极其节省地刻画出一批魑魅魍魉的丑恶形象。这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有美学价值，对于今日的文艺创作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