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构成社会国家的细胞，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世间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家庭中的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等人。人的幼年，是在父母的精心哺育与爱护之下成长的，是在与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游戏之中逐渐懂事的。一个人长大后能否成才，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成员的影响，以及家庭周围环境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养不教，父之过”的格言，意思是父母生养了子女而不进行教育，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中国古代还有“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前一个故事说，孟子小时候，起初家庭住址靠近一块墓地，幼小的孟子游戏于坟墓之间，摹仿的是人们如何掘地筑坟，扫墓烧纸一类的事情。他的母亲认为这不是少年儿童所应当做的游戏，对儿子的成长十分不利，于是就赶快搬家。新搬的住址在靠近市场的地方，那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做买卖的小贩，幼小的孟子受环境的影响，又开始摹仿着商人玩起做买卖的游戏来。孟母认为这也不是少年儿童所应当玩的游戏，对儿子的成长不利，就决定再一次搬家。这次的新居是在一所学宫旁边，琅琅的读书声和老师教学生如何进行祭祀及揖让进退的礼仪，吸引了幼小的孟子，他开始学习起这些读书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来了。这时，孟母十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居住的好地方。从此就在那里安居下来不再搬家了。后一个故事说，孟子小时候，上学归来，说学习太没有意思了，表示想要停止学习。这时，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她听儿子说完后，立即拿起剪刀，一下子就把正在织着的布剪断了。孟子大吃一惊，问母亲好好的布为什么要把它剪断。孟母说，你想要停止学习，就好比我把这幅正织着的布剪断了。学习是增长知识的事情，能使人懂得如何判断正确与错误，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怎么可以中途停止呢?这正像我织布一样，一寸一寸地把布织成了，才能缝制成衣服，中途把正在织着的布剪断，那就做不成衣服了。孟子听了母亲对比式的启发教育，才知道中途停止学习是不对的，从此就勤奋地学习，不敢再有丝毫懈怠，最后他终于成长为继承孔子学说的儒学大师，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这两个与孟子有关的故事，说明了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有着密切关系，家庭住处周围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才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她给了孟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为孟子选择了良好的家庭周围的环境，这些对于孟子的成才都是有着重大关系的。
孟母以后，中国历史上重视家庭教育的故事俯拾皆是，已经形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当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表现不好的时候，往往会被人们斥之为“缺乏家庭教养”，“没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子女长大后成才，不要成为无用的废物。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主要是鼓励子女读书，因为读书做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汉朝的邓禹，13岁能诵读《诗经》，在长安求学时结识了同学刘秀。后来他跟着刘秀起义反对王莽篡权，南征北战许多年，终于帮助刘秀建立起了东汉政权。刘秀就是汉光武帝，他封邓禹为高密侯。邓禹鉴于天下安定以后，不能光靠骑马射箭驰骋疆场了，就教育他的13个儿子，每人必须各专一艺，作为立身治国之本。古人所说的“艺”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问，或指《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周礼》、《乐经》六部儒家经典。六艺中掌握了一艺，有了专门本领，就可以做官了。其中射、御是射箭和骑马，是武将必须精熟的本领。想要精熟，就得刻苦练习，才能练得百发百中和驰骋如飞。礼、乐、书、数则是指朝廷礼仪、音乐、书写、数学等专门学问，都需要刻苦学习、勤于练习，才能娴熟地掌握。邓禹的意思就是教儿子要刻苦锻炼和用功读书，各人专攻一门学问，作为立身处世的本钱。只有这样，才能做官，才能有社会地位，生活才有保障。由于邓禹教育儿子的目标十分明确，很容易遵照着去做，所以后来他的13个儿子多半都在青少年时代掌握了一艺而成才，为国家做出了贡献。邓禹的家庭教育，在历史上一直被传为美谈。
宋朝著名廉吏贾黄中的学问和才能得益于幼年时父亲贾玭〔pin贫〕对他的严格管教。从贾黄中五岁那年起，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叫他站在书房里，用打开的书卷比量他的身高，身材有多高，当天就要读完有同样高度的书卷，把这叫做“等身书”。不读完等身书，就不许吃饭睡觉。贾黄中很听从父亲的教导，每天都能把等身书读完，所以他六岁就考中了童子科，七岁就能写出字句优美的文章，并且还能作诗和赋。贾玭还规定儿子只许吃蔬菜，不许吃肉。他对贾黄中说：“事业有了成就的人，才能吃肉，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事业有成，吃肉的机会多的是。”贾黄中对此也谨遵父亲的教导，虽然天天吃蔬菜，却毫无怨言。他15岁考中进士，被授予校书郎①、集贤校理②等官，早在青年时代就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官员。后来贾黄中又做过几个州的太守，还主持过科举考试。他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清廉正直的美名，成为宋朝一位很著名的廉吏。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的成才，得益于幼年时母亲的家庭教育。欧阳修从小就死了父亲，家里很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离开家乡，去投靠远在外地做官的叔叔。叔叔官卑职小，收入不多，家庭负担很重，经济也不宽裕，仅能供给他们母子俩吃一口粗茶淡饭，没法供欧阳修上学。欧阳修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连买纸笔的钱也没有，更不用说交给老师的束修(即学费)了。因此，母亲只好折点芦杆来当笔，把沙土铺在地上当纸，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修学习很用功，一天能认读并学会书写几十个字，到10岁时，就具备自修的能力了。于是，母亲就带着他东求西告地到有书的人家去借书来读，并督促他把书上的内容背诵或抄写下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许多书，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走上社会以后良师益友的熏陶，他终于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芦荻教子的故事，也一直被当作家庭教育的典范为人们所颂扬。
读书获得书本知识，虽是古人“学而优则仕”的不可缺少的本钱，但是想做一个清官、好官，又不是光凭书本知识所能办得到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懂得官爱民、民才能拥护官的道理才行。所以古人的家庭教育中也往往包括有道德教育的内容。晋朝的殷仲堪，很懂得这方面的道理。他自己早年读书很用功，尤其喜欢读《道德论》这部书。后来，他做了荆州刺史，当地连年水旱成灾，百姓十分穷苦。殷仲堪为了教育子弟关心民间疾苦，长大了做个受人民爱戴的清官，他自己就节衣缩食地做出榜样。他家每餐饭刚够吃饱，从无剩菜剩饭抛弃，吃饭时饭粒掉在桌子上，也一定把它捡起来吃了。他对子弟们说：“别人见我做了刺史的大官，以为我一定会改变以往俭朴的习惯。其实，我过惯了清苦的日子，做了大官怎么可以忘本呢?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俭朴的作风!”殷仲堪自己后来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走了弯路，结局令人惋惜，但是他在家庭中对子弟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大儿子殷简之，青年成才，跟父亲的政敌继续斗争，取得了胜利，最后为国牺牲。二儿子殷旷之，青年成才，官至剡城(今浙江嵊县)令，一直保持着父亲的俭朴作风，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欧阳修母芦荻教子
隋朝的赵轨，也很注意对子弟进行道德教育。他自己少年好学，品行端正，长大后做了官，生活仍很清苦。他家东邻有株桑树，成熟了的桑葚常常落在他家的庭院里。他叫儿子小心地把桑葚拾起来，送还给邻居，他对儿子说：“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隋书》卷七十三《循吏·赵轨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沽名钓誉，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认为这不是我们通过努力得到的，不能随便要属于别人的东西。希望你们以后永远记得我对你们的教导。”赵轨对儿子进行的道德教育，深深地印在儿子的头脑之中，他的两个儿子赵弘安、赵弘智，都是青年成才，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母亲程氏，善于以历史故事来教育子女。苏轼的父亲苏洵经常游学四方，长期不在家中，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程氏肩上。一天，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她先讲了范滂抑制豪强，疾恶如仇，反对宦官专权的正义行为，接着又讲了后来范滂被捕，母亲送他上路，嘱咐他要保持气节的情况，然后长叹一声说：“后汉时期，人们崇尚气节，真是了不起啊!”苏轼听了母亲生动感人的讲述，内心很受触动，他倚在母亲怀里说：“母亲!要是我长大了也像范滂那样，您愿意吗?”程氏听儿子这么说，心里十分高兴，她抚摸着苏轼的背说：“要是你能像范滂那样，我怎么就不能向范滂的母亲学习呢!”苏轼把母亲的教导牢牢地记在心头。后来他因为为人正直，在做官时屡次遭受挫折，但是他始终以范滂为楷模，保持气节，终于成了一位品行与才学都能作为后人榜样的大文学家。
家庭教育对于一个青少年成才的重要，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岳母刺字”了。岳飞小时候，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已经被金人占领，宋朝只留下了半壁江山。广大人民群众深深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纷纷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岳飞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记住自己对国家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就在岳飞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留在了岳飞的皮肤上，也深深地印入了岳飞的脑海。从此，他刻苦锻炼，终于成长为一位抗金名将。后来秦桧陷害岳飞，派一个名叫何铸的官员审讯他。岳飞坚决否认对他的诬告，在公堂上当众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给何铸看，借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落泪。
明朝文学家归有光的母亲周氏也很懂得对子女进行品德教育。她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应勤俭节约。归家是个小康之家，归有光的外祖父家又很有钱，能时常送钱送物过来，使幼年的归有光和他的兄弟姐妹生活得很幸福。周氏虽然不愁柴米油盐，但是每日仍是辛勤地纺纱织布，直到深夜才休息。冬天生火炉剩下的炭屑，她也要叫婢女用水和成团，晾干了当好炭用。家里凡是能修修补补继续用的东西，从来不当作废物扔掉。周氏对子女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有时候半夜醒来，发觉还没有叫儿子背书，就起来把归有光叫醒，令他默读《孝经》，直到会背了才让继续睡觉。母亲死时归有光虽然才只有八岁，但是母亲的教育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使他永记不忘，懂得为人要勤俭节约，要用功读书。正是由于母亲的教育，使得归有光青年时就已成才，成为明朝中叶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幼年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品德教育。有一次过新年，戚继光去给外祖母拜年，外祖母送给心爱的外孙一双用绸缎缝制的漂亮鞋子。戚继光很高兴，就穿了鞋子去给父亲看。父亲一看儿子那美滋滋的样子，严厉地训斥说：“你小小年纪光知道爱漂亮，穿这么好的鞋子，长大了一定会更加奢侈浪费，吃好的，穿好的，自己的钱不够用，就会去克扣士兵的军饷，贪赃枉法。从小不知道艰苦朴素，以后怎么能与人同甘共苦!”硬逼着戚继光把新鞋脱了。戚继光当时虽然很难过，还为此哭了一场，可是到他10岁至17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时候他才想到幼年父亲对他的教训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确不应当过得太奢侈了。后来戚继光奉命带兵抗击倭寇的骚扰，从对倭寇的战斗中，他亲眼看到有些军官带领的队伍战斗力不强，常吃败仗，一了解才知道这些军官常常克扣士兵的军饷，所以士兵不听指挥，纪律很差。这时戚继光又一次记起了父亲的教训，体会到这教训真是意义深长。因此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都跟士兵同甘共苦，把自己率领的戚家军训练成一支团结紧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为保国抗倭作出了贡献。
在通常情况下，家庭教育由父母实施，但是历史上也有接受叔叔伯伯或家庭中其他长辈的教育而成才的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梁陈之际的周弘正、周弘让、周弘直三兄弟，自幼死了父亲，由他们的伯父周捨〔she舍〕抚养。周捨对侄儿的教育十分严格，教育他们不要自恃天资聪颖，而是应当刻苦学习，才能成长为有用的人。周弘正在伯父的严格教育下刻苦学习，10岁就读通了《老子》、《周易》等书，15岁在国子监①一边做学生继续学习，一边当老师为诸生开讲《周易》这门课程。不久，他被任命为太学②博士。周弘让也是少年成才，博学多通，官至太常卿③、光禄大夫④。周弘直也像大哥弘正一样，青年时代就做了太学博士。
明朝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幼年丧父，家庭教育的重任落到了姐姐月娥肩上。月娥聪慧静幽，富有才学，她做了弟弟的启蒙老师。每天清晨，月娥早早起床，把弟弟叫醒，一个字一个字地教鹤年认字，一句一句地教鹤年读四书五经。遇到鹤年因顽皮而荒疏学业时，月娥毫不留情地加以训斥，引导弟弟走上正道。姐姐的苦心教导，使弟弟很受感动，鹤年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就读于南湖书院，很早就读完了《诗经》、《尚书》和“三礼”等儒家经典，青年时代就成长为一位著名诗人，这与他姐姐早年对他进行的启蒙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人很深的家族观念，这在某些方面不利于社会进步，但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家族观念使家庭中的长辈认为自己对晚辈的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父母健在的人，家庭教育由父母来实施。自幼失去双亲的人，他的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以至外祖父母、舅父母和其他长辈，都会自动地来承担起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帮助他成长为有用的人。限于长辈的学识和思想水平，家庭教育中也许会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如教育孩子要明哲保身、唯利是图等等，对青少年的成才不利，但是大多数的父母和其他长辈，都是希望子女和晚辈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他们对子女和晚辈所进行的家庭教育，多数都是值得肯定的正确的正面教育。这对于中国古代青少年的成才，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