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确立
如果找寻古代文学记述城市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追溯很早，像《邺中记》、《洛阳伽蓝记》等，均可视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之滥觞。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却是从宋代独立的。起初，对城市社会生活描写的文字像山间潺潺的细流，不停地吟唱，丁冬动听，引人入胜，渐渐地由小溪汇成了大洋。
在宋代，甚至连以一首咏一事，以一首描一境的词中，也破天荒地出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壮阔场景。像以慢词著名的张先，便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画卷，如《破阵乐·钱塘》《宴春台慢·东都春日李闽使席上》等。柳永的词可推为这方面的代表，他的《望海潮》将人带入了如画的杭州，他的《倾杯乐》《迎新春》《透碧霄》《笛家弄》等，展示了大都市东京的气派。柳词率先反映了与士人传统价值观相去较远的以饮食店、游艺场、妓院为中心的街区风貌。柳永为了反映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全力写作慢词，促进了词体的发展。
宋代戏剧则以更多的篇幅描绘极其繁复的城市社会生活景象。像南戏《张协状元》，场次多达53出，人物多达38个，涉及城市社会生活诸方面，其第24出所写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末]尊兄，你看茶坊济楚，楼上宽疏。门前有食店酒楼，来壁有浴堂米铺，才出门前便是试院，要闹却是棚栏，左壁厢角奴鸳鸯楼，右壁厢散妓花柳市。此处安泊，尽自不妨。”这样的戏剧场面，足可以称为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活化石。
在过去的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兴趣放在了话本小说方面，认为它能够真正代表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的成就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这一观点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笔记文学中的那些关于描写城市社会生活的篇什。这些笔记小说尽管出自正统的学士文人之手，它却真实记录和描写了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多种事件。像刘斧《青琐高议》中的《王实传》《任愿》《龚球记》《西池春游》，廉布《清尊录》中的《大桶张氏》，康与之《昨梦录》中的《李伦》，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中的《向中令徙义》，范公偁《过庭录》中的《刘皓》，费袞《梁溪漫志》中的《江阴士人强记》……如此等等，还可举出许多。此类小说较之宋以前的唐人小说是截然不同的。唐人小说以“市人小说”为标榜，但它描写人物多局限在上层妇女、官僚、商人、才俊秀士、歌女、妓女等层面上，故事也多局限于屋宇甚严的背景，城市社会生活尽管有所反映，但其广度与深度和宋代文学所反映的城市社会生活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文学样式而言，唐人小说改杂记式的残丛小语为复杂故事之写作，可是在情节上远不如宋文学所描摹出来的城市社会生活那样生动那样丰富。唐小说执笔者虽多为元稹、白行简等一流名士，但他们均未如宋代小说作家那样深入底层，观察真切，从而非常耐看和生动。
宋代市井艺术把握审美对象时采用了“逼近审视”的方法。宋代文学队伍有一大批这样“逼近审视”者。如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旭，穷困东京，只得“每日上街，与人作文写字”。类似赵旭这样的文人，有底层社会生活体验，故能对城市社会生活以几乎纤毫不差地进行观察和描写，因而构建了独立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其中，孟元老及所著《东京梦华录》最为杰出。
在以往的作品评论中，人们往往将《东京梦华录》归之于“历史地理类”。其实它更是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东京梦华录》在叙述和描写城市社会生活方面是独具一格的。可以说，它开创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描述性散文语体。这具体表现在《东京梦华录》专用白描手法，对城市社会生活进行了精雕细刻。如在描写酒楼正店时写道：
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人，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
孟元老的这段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东京社会生活的精美和舒适。它犹如一轴写真图，耐人寻味。如果能将此与欧阳修《归田录》对仁和店的记述相对照的话，仁和店“百物具备，宾至如归”的氛围更加凸现，从而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此类描写城市酒店的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与生动。
孟元老非常注意观察和描写市民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如在记述城市社会生活的早晨情景时，他撷取了每日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的画面。《水浒传》作者就由此而受启发，创作了一段类似的颇有特色的城市社会生活的故事。类似这样的由《东京梦华录》而引发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方面的描写，不止这一处，从而表明了《东京梦华录》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渊薮的意义。
《东京梦华录》明显与《东京记》之类的地理学著作不同。确切地说，《东京梦华录》 中这种专注于城市社会点点滴滴日常生活的描写，已经有别于历史、地理、社会等著作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自此以后，许多学者就模仿《东京梦华录》的写作门径，续作此类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
其中，描写城市社会生活较为生动的笔记文学书籍还有陈元靓的《岁时广记》、百岁寓翁的《枫窗小牍》、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等。这类专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创作者为当时一流的文学家，如《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在以周密为代表的这批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家的笔下，向我们眼前奔涌而来的是城市美丽的自然景观，情趣盎然的民俗习惯，其中不乏文学小品文的精品，实际上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还将其奉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圭臬。
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作品第一次在读者面前系统地展示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育到婚姻，从居住到饮食，从游乐到休闲，从交通到园林……人们从娓娓道来的文字当中，仿佛找得到商业铺席的所在，听得见寺庙早祷的钟声，和酒楼舒心的妓乐，甚至对街区的市民之家位置都清清楚楚……
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对市民生存状态进行的全方位的描写，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系统地记录了市民生活的习俗。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状况是，许许多多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市民居住、聚集一起，实际已形成了一种市民生活共同体，由他们约定俗成的风习也自然而生。《东京梦华录》总结这城市市民风俗是比较独特的，所谓：“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就曾反映了这一类似的风俗：陶铁僧因盗窃万员外茶坊的茶钱被逐出，“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
市民十分愿意看到这种自己所认同和熟悉的风俗，所以大量描写市民风俗成了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以反复出现在文学样式中的节日活动为例，我们在《简帖和尚》《花灯轿莲女成私记》《戒指儿记》《刎颈鸳鸯会》《张生彩鸾灯传》中，了解到宋代上元灯节的举办过程，要比正统史书给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还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四月初八，《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中的清明，《菩萨蛮》中的端午，《错认尸》中的除夕……若将此加以勾连，完全可以组成一部可信程度极高的市民社会生活史，市民心灵沉浸于此可深深感受到这种世俗的温馨。
更为可贵的是，城市社会生活作家还将笔触触及到市民的品德修养和操守方面，王明清的《盐商厚德》、《茶肆还金》就为我们加深对宋代市民思想品行的认识提供了范本。以《茶肆还金》为例，它所写的是东京樊楼旁一茶肆主人拾金不昧，在数年之后将数十两金原封不动归还失主李氏，而且坚拒李氏要以一半财物相谢的做法。茶肆主人强调小人才重利轻义，他归还失主主要是“常恐有愧于心”。这种品质堪称整个古代社会市民的典范。而《乐小舍拼生觅偶》则集中刻画了一位普通小市民乐小舍不会游泳，却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爱的人，因而感动了钱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没有收去他们的生命，反而让他们紧紧搂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这小说虽有神怪传奇味，却透露出一个转型时代的气息，那就是下层市民向世人表示了自强不息、身强胆大的健康搏击志向和心态。城市社会生活作家揭示了市民阶层认可的一种新思想观念： 敢于到钱塘江潮中弄潮的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
正是这些新的形象，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风俗，构成了新文学样式的新内容。它们以其所反映的城市社会生活开启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大幕。
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充满了小市民的低级庸俗、无聊浅薄趣味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仅仅是枝节末端。占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主流的是它的新奇生动、俚俗浅显、活泼诙谐、香辣浓郁、生机勃发。我们认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发展到了宋代已经成熟。它在传统的诗文密林中开辟着自己的路。它以自身独特的话语，独特的情境，独特的习俗，独特的审美观念，与传统士大夫殿堂文学分庭抗礼，强烈地摇撼了阳春白雪的统治文学地位，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廖奔曾恰如其分地总结宋代市井艺术，实际也是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特征：“它情节处理的生动性，技巧掌握的高超性，描写手段的精确性，艺术形式美的通俗性，都在与市井观众、听众反复交流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到了极其准确到位、合宜适度的程度，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①事实表明，这类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其无穷的魅力，得到了日益扩大的市民读者和观众的认同，它同时也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其影响，元代有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费著《岁华纪丽谱》、刘一清《钱塘遗事》，明代有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史玄《旧京遗事》、顾起元《客座赘语》，清代有无名氏《燕京杂记》、李斗《扬州画舫录》，张熹《津门杂记》……这些著作专重白描，以精雕细刻的写法，勾勒出各自时代的城市社会生活面貌，从而使中国城市生活文学体系更加庞大，成果更加丰硕。
注释
① 廖奔《宋艺术论》,《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