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对“古文”创作传统的继承

宋代散文对前代传统的继承，最值得重视的是“古文”创作的成果。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宋代古文的创作可以视作唐代“古文运动”的延续。

这一问题，与前文所阐述的“复古重道”在很多方面有着重合之处。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单独予以讨论，主要是从文体的角度着眼。

所谓“古文”，即散体文，站在宋人的立足点上，似可泛指五代以前的散体文;而就古文家的理想范型而言，古文的典范则是指先秦两汉的散体文。

北宋初年，鉴于骈文的泛滥，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范仲淹等人提出“尊韩”，倡导“古文”，主张“兴复古道”，“救斯文之薄”。到了欧阳修知贡院，更是明确地倡导古文，宣称：“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记旧本韩文后》)此后为文之士，率多“尊韩”，写作“古文”。这种创作潮流，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前后相承。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自己从儿童时见昌黎文集而喜爱，到17岁时再次认真阅读而叹服，再到及第后与尹洙等人推广韩文、同为古文的情形。此后，他作为文坛盟主，作为执贡举的官员，推广韩文不遗余力，自己也以其理论主张及创作实绩赢得了当时文人的拥戴。曾巩称他为当今之韩愈，苏轼也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六一居士集叙》)。

宋代“古文”的写作，以那些领袖人物最具代表性，其他人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他们的追随者。所以，研究这些领袖人物的创作，是我们了解宋代古文的一个最佳捷径(王安石虽是政治家，但他向来就是公认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所以我们也把他放在这里予以讨论)。

古文家们既主“尊韩”，也就明确地继承了韩愈等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张。欧阳修宣称“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但他说的“道”，更强调“切于事实”，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他重视文学本身的特点，重视文学的艺术性，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时，他还摒弃韩愈文中那种奇崛险怪的特点，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王安石的文道观与欧阳修一样，也不出先道后文的传统。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文学观与欧阳修等人又有不同而具自己的特点： 一是进一步把道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更强调文章的社会实际效用，指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二是重内容(道)而轻形式，把文辞技巧等看作“道”的工具，认为“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总之，他更看重“致用”。至于苏轼，他的总的理论观点与欧阳修、王安石并无太大的差别，不过苏轼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而在具体的写作方面，他更重视“以意为主”，自然成文。

宋代的古文家还继承了韩愈的一个传统——师友相传的传统。韩愈当时在举世以从师为耻的风气中，勇敢地站出来，毅然以师自任，并作《师说》一文，从理论上加以论证。韩愈的行为，在当时还不免见嘲于时辈。而宋代的文人，却乐于师弟相传，为师者乐于奖掖后进，后学也乐于尊师。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皆出自欧门，苏洵的出名也是与欧阳修的称赞和荐举分不开的。此后苏轼主盟文坛，又有“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这种师弟相传、互相切磋的风气，对宋代古文的兴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文家们继承了韩愈等人的创作理念，也继承了他们的创作方法。自然，欧、王、苏等人对韩愈的散文写作，既有继承，也有取舍和创造，因而体现出他们自己的特色。大致说来，韩愈的文章有两种文风：一是“文从字顺”，二是“陈言务去”、力求创新，因而表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而宋人在具体的写作上，大都摒弃了韩愈创作中“奇”的一面，而发展了“易”的一面。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样评述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而“执事(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总的说来，韩文波澜壮阔、气势逼人;而欧文则纡余婉转，自然平易。王安石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在理论上常常“非韩”，甚至作诗讥讽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把韩愈的“为陈言之务去”也讥为“无补费精神”;但在创作方面，王安石却是学韩的，而且可以说主要是学韩之“陈言务去”。所以他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练省净，风格拗折简古，主要还是走的韩文奇崛雄健的路子。这一点，后世的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刘熙载说：“王介甫文，取法韩孟。”“介甫文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刘熙载《艺概·文概》)至于苏轼，他的散文既有韩文波澜壮阔的气势，又有其“文从字顺”的特点，加之“以意为主”、自然成文的创作理念，以及他天才的融会与创造，从而使他的文章既显奇纵恣肆、波澜迭出，又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正如他自己评价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古文家们的创作，并不只是效仿唐代韩愈等人的作品，还学习他们取法古人的创作精神，学习先秦两汉散文的写作传统。后世不少批评家也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刘熙载《艺概·文概》就这样评说欧阳修的文章：“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其他诸人亦复如是，而并不只是学韩一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着重强调一下他们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继承而已。

在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复古”者们的努力下，“古文”的写作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作者们用这种形式自由的散体文，或论道，或论文，或论政，或论兵，畅所欲言，使得散体文的写作达到了又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后人论及古文写作的典范，总要称“唐宋八大家”。而这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