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复古重道的创作观念

复古，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早在两汉时期，刘歆、扬雄等人就在提倡学术复古的同时，作文也随之产生复古的倾向。其实，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复古都不是为了古，出发点不在于古，目的也不是为了复古，“复古”实是为了革新，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谋求某种变革。

与“复古”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就是重道(或称崇道)。这应该说与“统”的观念大有关系。我国古代的文人很重视“统”的概念。《孟子·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云云，这可以看作是道统说的滥觞。王充《论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周)之徒欤?”这又是文统说的滥觞。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固然是道统说之所本，实在也是文统说之所自出^①。

将作文与重道联系起来，也有着久远的传统。荀卿、扬雄的《非相》《法言》等文已开其先声，刘勰《文心雕龙》中专有《原道》篇。隋末唐初的王通指出：“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实是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到了唐代，柳冕即力倡复古，并竭力崇道。他自称：“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对于道，他指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稍后，韩愈更是明确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而柳宗元理论上的表述往往比韩愈更重 “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报崔黯秀才书》)

当然，以上述诸人为代表的各个时期的典型言论，虽都论及复古或崇道，但事实上每个人所说的“道”的涵义未必完全相同，甚至某些人自身的表述也有矛盾之处(如刘勰)。另外，崇道者也未必皆倡“复古”。但大致说来，是形成了一个传统。宋人同样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当然，宋人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着上述两个“未必”)。

北宋初期，柳开、王禹偁等人便提倡古文，弘扬古道。柳开改名为“开”，就是以“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自任，认为“文章为道之筌也”(《上王学士第三书》)，并自述其道统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与此相类，孙复也称：“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王禹偁宣称：“革弊复古，宜有所闻。”(《送孙何序》)“夫文，传道而明心也。”(《答张扶书》)范仲淹也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请救文弊”、“兴复古道”。尹洙也提出“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道可也”(《志古堂记》)。而石介更是提倡古文古道，不遗余力。苏舜钦等人也同样提倡古文古道，而其“道”的含义又与石介不同。

上述诸人，都提倡兴复古道，但其“道”的含义及侧重点实有不同。再往后，这种不同愈来愈明显，形成了三个客观上的道统谱系：一个是政治家的体系，一个是道学家的体系，一个是文学家的体系。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三个体系都是在散文写作这一大范畴之内的。他们虽然人生理念与追求不同，但都是文章写作的行家。政治家以司马光、王安石等人为代表，他们讲道谈文，重在“致用”，司马光主张“文以明道”(《文害》)。王安石指出：“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务要“适用”(《上人书》)。道学家在北宋以周敦颐及程颢、程颐为代表，他们总是重道而轻文。周敦颐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命题(《通书·文辞》)，程氏则极端地认为“作文害道”(《二程遗书》卷一八)。到了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也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但并不认为作文害道。而文学家则以欧阳修和三苏父子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提倡“古道”的同时，极力推崇文体本身的价值，可谓文道并重，而对文章的兴趣更浓(其实他们所讲的“道”，也并不是道学家的“道”)。关于文学家的理论，我们在下文再加以评说。

以上陈述，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宋代散文的作者们，认真地继承了一个传统——复古重道的传统，虽然他们都提倡“道”，但却是各道其道，拥有各自的含义。

注释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58—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