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孝经》对朝鲜、日本的影响

孝道是中华礼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经》是孝道思想观念的最重要的载体，在历史上，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朝鲜、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孝经》及其所阐发、宣扬的孝道和孝治的思想观念。

朝鲜与中国相邻，是受中华儒学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孔子思想就随同汉字传入朝鲜。古代朝鲜通用汉字，随着人员交流往来，儒家的经典也陆续传到了朝鲜。

公元一至七世纪，是朝鲜历史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三国的统治思想。公元372年，高句丽设置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又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新罗统一朝鲜后，于公元682年设立国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课，并教授其他儒家经典，忠孝思想成为朝鲜一千多年来的教育中心思想。新罗政府还以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主要的考试科目，来选拔人才、官吏。公元935年，高丽王朝统一朝鲜，继续推行儒学教化，立孔子文宣王庙，扩充国学，实行科举取士，强调“孝为国本”，以忠孝治国。

13世纪末，朱子学传入高丽，高丽名儒安珦出使元大都燕京时，得到新刊的朱熹著作，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并以兴学养贤为己任。另一位高丽名儒白颐正往来于高丽和元大都之间，得程朱理学而学之，东还后教授学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朝鲜的影响。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的李氏王朝取代了高丽，改国号为“朝鲜”。由于李氏尊崇儒学，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新儒学遂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社会价值观达五百年之久。李朝时代，朝鲜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国家设成均馆，郡县置乡校。朝鲜学者根据本国情况，用汉文、朝鲜文和图画编写了《三纲行实图》、《孝行录》、《五礼仪》等各种儒学教材，使性理学说和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去，形成了朝鲜的社会道德规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也深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汉代，此时中国的汉字开始传入日本。公元285年，先于日本同中国交往的朝鲜百济国学者王仁，携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去日本，任日本皇子师，这是儒学传入日本之始。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教事业的发展，日本早期的学校——学问所，向王子、太臣们传授儒家的经典，其中就有《孝经》。公元513年，日本开始设“五经”之学。七世纪初，在圣德太子的倡导下，儒学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公元604年，圣德太子订宪法十七条，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如树立忠孝观念，“和为贵”等。公元646年，颁布大化革新诏令，公元701年，又制定大宝令，其内容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以《周易》、《尚书》、《三礼》、《左传》、《孝经》、《论语》等教授学者，每年春秋两次对孔子举行释奠之礼。日本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学成后回日本传授儒学知识，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宋代的程朱理学于十三世纪初传入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奉儒学为圣教，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于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其中，孝的观念也影响颇深。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但由于儒学在日本影响深远，已溶入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明治天皇并未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做法，而是将儒学与日本神道思想熔为一体，孝道思想还得到了发展。明治天皇在关于教育的敕语中，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以儒家伦理作为教育的思想指导，而“孝道”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