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出版·经典注疏

指儒家经典及研究解释儒经的著作。“五经”之说，始于汉代。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教育弟子。这时的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后来不断发展变化，东汉熹平石经是以上五经加上《公羊传》和《论语》为七经。唐代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规定三礼(《周礼》、《仪记》、《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榖谷梁传》)，加上《诗经》、《尚书》、《周易》，合称九经，后又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这也是唐开成石经的内容，宋代又加上一部《孟子》遂成十三经。早在汉代的经学研究中，就有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所谓今文，即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传写的经书，大都是学者凭记忆背诵讲授。他们的特点是治章句，遵师法，专守一家之说。所谓古文，是指汉代以前使用的文字，多为篆字。两派经文的研究者各有所依，互不相让。西汉时重今文经，其大师是董仲舒。西汉末王莽托古改制，古文派抬头，代表人物是刘歆。到东汉初至汉灵帝刻石经，还是今文经占上风，其后由于马融、郑玄等大师的推荐，古文经的地位又胜今文经，这种争斗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经学大师都写过大量为经书作注解的书，仅郑玄一人就为《易》、《书》、《诗》、《三礼》、《论语》、《孟子》、《孝经》等一一作注。

南北朝时，学者致力于经书的笺疏工作，不遗余力。据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的统计，当时为经学注疏《易经》类25种，《尚书》类14种，《诗经》类24种，《三礼》类66种，《春秋》类35种，《孝经》类27种，《论语》类17种。这些成绩，在唐贞观年间，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做了一次总结，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以及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诸经的解释，在唐代算是有了定本。时隔不久，啖助、陆淳等人又写出一批《春秋集传》、《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微旨》等书，对旧有的传注提出怀疑。宋代刘敬撰《七经小传》、王安石作《三经新义》等，发挥己见，不再墨守注疏，形成一种横生议论的风气，甚至删改经史以迁就己说，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宋代大儒由于下功夫研究注疏，学有根柢，虽摒弃古议，犹能自成一家。如朱熹撰《易本义》、《书说》、《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书，成绩卓著。元明二代，士子功底较浅，还要编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本，影响所及，遂使经学衰微。明末清初，经学中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提倡经世致用之说，学风为之一变。他们提倡朴实的学风，推崇郑玄、许慎所代表的汉学，反对专讲理性的宋学。乾嘉以后，经学名家辈出，有惠栋领导的“吴派”和戴震领导的“皖派”，成果显著。今古文经派都很活跃。至康有为写出《新学伪经考》，大胆指出古文经书都是伪经，都是刘歆伪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谈书论学的立足点，对当时的正统思想传统观念进行怀疑和否定，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先导，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