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古代发明纸以前，人们在竹简上写作，“集札成文”(王充《论衡·超奇》)，故言简义富，每多警句，而文章往往骤起骤结，不刻意布局。随着工具进步，书写转为方便，尺幅也渐见宽大，文人写作便更多讲究修饰技巧和谋篇艺术，同时，又延续着古人注重警句的写作习惯，喜欢在文章中插入警策的词语，作为一句或一篇之“眼”，《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就是指这种情况。诗歌方面，汉人五言诗浑然天成，难以句摘，《古诗十九首》等无不如此。魏以后诗歌人工作用痕迹渐多，南朝诗人更加在意营构佳句，近体诗产生，似乎又回到了先古将文章写在短札上的时代，诗人对于妙言警句趋之若鹜。词是一种音乐性文学，满足音乐的要求，便于歌唱，是最需要考虑的。填词中“篇”的问题不是由词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词的音乐单位，所以词人开始对“篇”的问题考虑不多，主要考虑“句”的问题，而当考虑“句”的问题时，词与近体诗情况相似，词人自然会沿袭近体诗人注重炼句的习惯，故早期填词，往往句胜于篇。以后，慢词长调逐渐发达，词人越来越喜欢用篇幅较长的词牌填词，而且，知道词的乐谱的人越来越少，这种乐谱本身后来也消失了，词人填词转为模仿前人的平仄格式，词的平仄谱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此时，词人对于“篇”的考虑也多了。词的发展，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从重“句”到重“篇”的变化。当然，这不可能一概而论，事实上，无论是唐五代词人，还是南宋词人，重“句”的时代不可能不兼顾“篇”，重“篇”的时代也不可能不兼顾“句”。

王国维说，唐五代词有句无篇，南宋名家词有篇无句，唯有李煜晚期的作品和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词，才有篇有句。显然他认为理想的词，应该像李煜等人那样篇句皆善，不生偏颇。他这是从“句”与“篇”的角度，对唐五代词、北宋词(对于李煜，王国维强调他“降宋后”的作品，辛弃疾则被他认为是脱南归北的词人，处处引为特例)、南宋词三者，进行比较，为之抑扬，这有助于具体理解他的词史观。他以“境界”论词，认为有境界“自有名句”(“初刊稿”第一条)。他有时又讲“气象”，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初刊稿”第十条，引文据手稿本)“‘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初刊稿”第三十条)这又是以“气象”为判断“有句”的依据。王国维很重视词中的佳句，《人间词话》引录前人佳句作为褒扬，或者摘出拙句予以讥贬，书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这虽是词话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是《人间词话》这类情况非常突出，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句”的重视。他说“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究竟是指什么?从他对南宋词屡作批评看，他对这些“名家”的作品很不满意，当然也就不可能肯定其“篇”是出色的。所以，他在这里说的南宋词有篇，大概只是指这些作品篇制较长，而且篇章完整，模样不简单。或者也可能“有篇而无句”一语，类似于所谓偏义复词，“有篇”只是虚为一语，“无句”才是作者批评的真义之所在。他希望词人既能够写出美不胜收的句子，又能使通篇境界高远，充满感动的力量，他的批评意图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