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对史学的探索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知几诞生于世禄之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刘胤之、父亲刘藏器都是通晓经史之士。刘知几自幼便习经游艺，博览群籍。

刘知几很有个性，在读书方面，不唯命是从，依样画葫芦，盲目因循，而是依性情学习，以理解为快，在理解基础上展开学习。

17岁时，刘知几读遍了唐以前的各代正史和实录，并注意到了“古今沿革，历数相承”的问题。20岁科举试中后，他任获嘉县主簿，有不少时间读史。

刘知几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从官府和个人手中借来的史书，从而扩大了历史知识，增长了对史学的认识，并有了不少心得。如：他认为班固的《汉书》不该立《古今人表》；谢沈的《后汉书》应该为更始皇帝刘玄立“纪”等。

当时的一些学者听说此事，都认为刘知几年少轻狂，胡言乱语。但刘知几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批史书，研核史学，这种学术性格，为其日后在史学上的建树提供了主观条件。

刘知几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担任史官。先以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居左史，编撰起居注。担任史官，对具有浓厚史学兴趣和较高史学修养的刘知几来说，可谓用得所学，任当其职了。

刘知几立志成就足以惩恶劝善传诸不朽的良史，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想的那么完美，那样从心所欲。监修国史的官员，既不晓疏通知远之旨，又不娴属辞比事之法，指手画脚，摘取名誉。

而且，监修又不止一人，他们之间意见又常常不一致，使亲自编写的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加之世家大族对修国史横加干预，要尽快修成国史是很难的。

倔强的刘知几经常和监修争执，自己的见解得不到监修的采纳，于是，刘知几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便私下著《史通》，从而走上了史学批判的道路。

《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建立了体用统一、文质相济的史著理想模式。在史书体裁上，对以往各家各派的史书体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断代纪传体是史书内容赅备和维持一代之史完整的形式保证。

刘知几重视义例，以求得史学目的和史书编纂方法的统一，他把儒家名教观念作为义例的本质。在史书内容上树立了真实、赅备两条重要标准，在史书的整体结构和叙述上，追求爽洁和凝炼的风格，把史用贯穿于史书编纂的各个环节中。

刘知几还阐释了史兼“三长”、直书为贵的史家修养论。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孟子、班固、范晔等先代史家开列的“文”、“事”、“义”等范畴，并把它提升到史家主体这一层次来探讨，另一方面又袭取了刘邵《人物志》中提出的兼才三品的形式，对史学家提出了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要求。在刘知几看来，“识”是既相对独立又贯穿于“才”、“学”之中并起统帅作用的主导要素。

刘知几还提出了兼善忘私、因俗随时的史学承创原则。这两条具有鲜明时空性的原则，既是他于历史人事的评价原则，又是他在史学领域继承和创新的原则。冲击了泥古的积习和主观任意的偏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刘知几是对唐以前史学加以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对史识和史学的功能起了澄清和扶正作用，为唐以前史学落下了帷幕。他维护史学的客观性，重视和强化史学的经世功能，和唐以后史学重制度、求沿革的脉搏是一致的。

尤其是刘知几强调史家自身修养，促进了史家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构成了唐以后史学的一个潜在的变奏。所以从思想精神的取向上看，刘知几的史学批判是继往开来的史学驿站。

刘知几在史学上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在史学的园地里，基于理性，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勇气和韧劲密不可分的。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刘知几不畏难；面对监修和世家大族的淫威，刘知几不惧怕。就算是被奉为圣人的“至理名言”刘知几也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批驳，写出了“疑古”、“惑经”等闪烁理性光芒的奇文卓篇。

刘知几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