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

一、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

佛经文学指汉语翻译的佛经，不包括中、日等人自己的著作。佛经文学与佛教思想给中国文学输入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新东西，对中国文学各种体裁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散文

佛家文字在具体写作技巧上，对中国散文产生了以下影响：一、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佛教教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它首先利用纯思辨的分析来分解事相，而加以神学的解释。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大量应用了这种写法。二、概念的辨析：名相的辨析是佛家立论的主要方法。佛教教理大量使用繁缛、复杂的名相表达概念，通过分析这些概念来组织起一整套唯心的思想体系。如韩愈的“五原”就使用了这种写法。三、驳论与立论的结合：佛教是在面对内外论敌的激烈论辩中发展起来的。发展了以破为立、破中有立、破立结合的论辩方法。如六朝时代佛家的批驳论战文字，对于理论思维的发展，对于言论文字技巧的进步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四、比喻的运用：佛家文字中作为修辞手段和写作技巧的比喻，对中国散文艺术特别是寓言文学影响甚大。佛典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寓言文学内容。如柳宗元的寓言文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较多地借鉴了佛教寓言故事。

2．诗歌

佛典十二分教中有两部分是韵文，祇夜和伽陀，佛典中这些偈颂给中国诗歌输入了不少新的表现方法，主要有：一、诗风的通俗化：偈颂翻译用了中国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也有四言、七言、六言的。这与汉代以后五言诗在诗坛上流行的形势恰好相应，这又是一种拙朴通俗的文字。僧侣传播经典时主要靠口头宣讲，应当明白易解。所以如果把偈颂看成是诗，那是一种接近口语的通俗诗。这种通俗体在唐代大为流行，直到明清仍有人在有意识地提倡寒山等人的通俗诗。二、诗意的说理化：佛典的偈颂归根结底是为了宣扬佛理的，因此与作为艺术作品的诗在本质上截然不同。承认诗偈相通，只是就一定范围、一定意义而言的。中国能诗文的僧侣进行创作时，必然要在诗中表现对佛教教义的认识与理解，就要在诗中大量说理。这种情形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很大，自韩愈“以文为诗”，到宋人借诗讲义理，形成一代风气。三、诗歌表现手法的丰富：佛典的极其夸张、极尽铺排的方法也被用在它的偈颂中。其铺叙场面，极力描摹，其细致、生动都是中国文学中所少见的。偈颂在句法、修辞以及格律上也给诗歌发展以影响。大量排比是佛典偈颂叙写的特征之一。又如利用譬喻，在苏轼诗中常常连用比喻句，显然对佛典有所借鉴。

除以上三点之外，佛教影响于诗歌还有些其他表现，如诗语的丰富、诗境的开拓等。

3．小说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小说的发展与佛教的关系特别密切，佛教主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构思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创作。一、思想内容：影响了从《搜神记》开始的一系列感应灵验小说的创作，还有一批广泛记叙佛教灵验报应的故事，如刘义庆《宣验记》。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不少传奇专集，其中很多是表现神佛灵异、业报因缘的。在宋元话本和拟话本中，佛教的宗教意识表现得相当普遍。神魔小说如《西游记》也与佛教有一定关系。二、艺术构思：从小说写作艺术的角度看，佛教对中国小说表现题材的扩大、形象创造以及结构、情节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佛典大量传入之后，佛典中的许多故事即被中国著作家所汲取和借鉴。佛教三世轮回的观念也把文学表现的领域扩大了。佛典中所写的形象，不但有现实的人，还有天龙八部众，以及作为死后亡灵的鬼魂，更有佛和众多的菩萨。它们在中国小说中，都是新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鬼魂与龙王。三、结构方面：一是叙述“征实”的特点，二是因果完整的特点。四、情节方面：佛教的夸饰无节的奇思异想，给中国小说增加了不少情节，形成文学创作在情节上的几个重要模式：一个是再生、转生、离魂等。二是神变。三是灵应、报应。

4．戏曲

中国戏曲的发展进度较小说为晚，它在主题、题材、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都受到小说的深刻影响，在受佛教思想浸染方面也与小说有相似之处。

二、佛教与中国美术

佛教又称“像教”，因其大量制作佛像供信徒瞻礼崇拜，且往往以百姓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来进行宣传教化。这种随着佛教的产生而出现的应用于佛教活动，满足教团生活需要，为宣传教化活动服务的美术形式就是佛教美术。它具有佛教的意义、内容、用途、功能，同时也涵盖了一般美术学所涉及的各部门。包括了佛教美术理论、佛教美术文献、各类佛教美术作品及佛教美术的传播与影响等多方面内容。佛教美术的题材包括佛寺、石窟等建筑，佛像、菩萨像等佛教偶像，经变故事画及密教题材画等。佛教美术是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美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中国的艺术家们从最初对印度佛教绘画造像的逐步认识学习，到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改造佛教艺术，再到后来佛教思想及西方美术技法理念与中国美术理论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成熟的中国佛教美术风格。这种随佛经汉译带来的美学思想与美术技法，两千年来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美术、音乐、文学等的多种艺术门类都或多或少地受其濡染，在本身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淘汰糟粕，向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向不断前进。

1．汉译佛经与中古美术思潮

汉译佛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是多层面的，首先因佛教的传播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潮，与美术密切相关者包括了开窟、祈愿、供养等绘像、造像思潮。

印度开窟绘像、造像早已有之，佛教重视禅修，需要安静的环境，以便入定默想。最初就是选择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林，在其中合适的地方开凿一个仅能容身的小洞，修行者就在洞中打坐。后来为了加强禅修之功，又在打坐的洞壁上绘上佛像及佛教故事图来帮助观想。后来又发展成多种样式，如我国敦煌就有中心塔柱型、覆斗顶型、殿堂型多种形式，成为美术创作的广阔天地。

佛经中关于造像祈福、得福报之说极多，如《佛说造像功德经》等即是，经中明言造立任何形制的佛像或佛塔等供养献祭，则能得无量福报，其内容甚多，此不再烦引。佛教造像、绘画都是艺术范畴，但佛教艺术却非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祈愿与供养思潮使佛教艺术染上了鲜明的目的性、功利性。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都积极地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弘愿而出资出力，造立各种佛像。

开窟造像与祈愿供养造像思潮对中国佛教美术影响很大，佛教造像的热情遍布大江南北，涉及各个阶层。全国有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石窟，保留了优秀的佛教美术作品及祈愿碑刻文字，寺庙及信众家中供养的各种佛像、画像更是丰富多彩，展现了不同的个性与艺术风格。这些佛教造像、绘画数量巨大，艺术成就极高，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汉译佛经对美术创作主体思想之影响

汉译佛经影响中国美术之途径首先要从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认识之影响说起。在中国，佛教美术创作的主体包括了最高统治阶级、文人士夫、塑工画匠、普通信众及僧众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他们接受佛教思想影响的途径及实践目的都不同，因而佛教思想对他们精神层面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相应地各不同阶层所创作之佛教美术作品就存在着差异，这也是汉译佛经对中国佛教美术创作的影响在创作主体思想行为中的具体表现。

（1）统治阶层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东晋释道安所宣扬的一种弘道之法，他就是这样实践的，并让他的弟子们也要这么做。事实证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帝王扶持则佛教兴，如梁武帝晚年佞佛，四次舍身同泰寺，大力弘扬佛教，兴建佛寺，形成“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若帝王反佛灭佛则教门必遭劫难，如“三武一宗”的灭佛，给佛教造成了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包括众多佛教艺术品的毁损。

（2）文人士夫阶层

禅宗思想影响中国佛教美术的典型表现当数文人画。文人士夫的艺术修养与文化底蕴深厚，气质温和内敛，而内心却渴望个性的张扬。佛教禅宗思想与这种心理最为契合，对中国文人及中国美学思想产生的影响也最大。禅宗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文人士夫，文士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文化话语权，他们的推崇与追捧令禅宗在中国走得更远，禅宗美学思想也随之给中国艺术史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人士大夫一般会同时接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佛教美术的态度很特殊，往往是在寻求精神慰藉的同时也欣赏佛教美术带来的审美体验。文人士大夫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像王维这样的“诗佛”也善于画佛，当时僧众也极为推崇他，多以其为善画之例。因文士对佛教美术的学习与改造，中国佛教美术呈现了淡雅悠远、静逸洒脱的面貌。

（3）普通信众阶层

普通的佛教信徒与社会底层的画匠塑工有着与文人士大夫不尽相同的审美取向，走出一条不同于文人画家的艺术道路。民间画工的创作多为壁画及工艺美术等实用性较强的艺术门类，而这类作品又因长期使用而难以保存，且这些民间画工社会地位极低，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与文人画相比，壁画才是最早的和应用最广泛的绘画形式，是中国画的正宗。敦煌这种淳朴浑厚、生动明快的画风才是中国画的真正代表。佛教信众与民间画工对佛教美术的认识与重新创造，使得中国佛教美术呈现了质朴敦厚、生动明快的面貌。

3．汉译佛经对中国美术技法之影响

中国画起源很早，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技法，佛教入华后，西方佛教美术的技法对本土固有的技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本土画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吸收，融合中国画技法之长，探索出了更加成熟的绘画技法。如西域传入的凹凸画技法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中国美术学习外国绘画技法的方面有很多，如中国画重视线描，而西方绘画多以排布色彩来渲染形体，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朝张僧繇在建康一乘寺以印度技法绘出有立体感的花卉，其寺因之被称为“凹凸寺”，可见这种新画法在当时引起的重视。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画多采用散点透视法绘图，如山水画采用平远、高远、深远等形式表现层次感、空间感。而西方绘画则以科学视角，焦点透视法来绘图，视线固定在一个点上观察物象，以近大远小按比例绘制出来的图像具有更强的真实感。这两种透视法各有所长，也与特定的民族心理文化等相关。总体来说，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可以容千里于尺幅，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在一起的场景也可以纳于一图，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也更易引起联想。焦点透视符合人的真实，表现了空间的物理规律特性，写实性强。中国画一直保持着散点透视的绘画传统，但也接受焦点透视的影响，学习科学方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不断促进绘画技法的发展。在敦煌佛教壁画中就存在不少同时采用多种透视方法绘画的例子，如俯视与平视结合，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结合等，还有模糊透视法图例，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专门研究敦煌壁画透视法的专论已有数种。无论采用何种透视法绘图，都是为了整体的艺术效果，整体与局部的透视关系可以不同，但整体与局部要和谐，整个画面还要符合洞窟中的统筹调度，以达到最好的装饰效果。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处理透视关系时，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与情感表达有时也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中国画重视心灵表现，“以形传神”的传统也是美术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情之所至，笔端变幻，形成了富于情感、多视角观照下的艺术世界。

4．汉译佛经对中国美术理论之影响

中国画论受佛教影响是多方面的，譬如中国艺术理论有时借用佛教中的一些概念，如大家所熟知的“境界”一词，就来源于佛教。佛教深刻的哲学思想正是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可以借鉴的宝库，有些佛教理论本身就包括了美学意义，如眼根识外界之色而生境，为美学理论提供了恰当的比附概念，也丰富了美学理论的内涵。

另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佛教理论思想与中国画论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画论或是直接受佛教理论的启发，联系艺术实践的内在规律而总结出来的。譬如中国画论史上的不朽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与汉译佛经中的一些思想理论有着一定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