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文学风格

先秦两汉文学家对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的不同认知，也促成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呈现。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风格总是通过形式的特点，通过语言表现的特点呈现出来的，而具体体现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或语言，又受到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的制约。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作品的风格又受到作家创作个性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家对语言文字与文学关系的认知的不同，导致了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字的个性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格。

先秦两汉时期，是文学由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大文学向通过塑造形象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过渡转化的时期，是以抒情为特征的纯文学成分在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中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强化时期，同时也是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对语言的各个层面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的时期，因而在这一时期，语言的认识与实践，对文学风格的打造与呈现显得尤为重要。从先秦创作个性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诸子散文来说，老子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因而《老子》一书以极简要的语言阐述玄妙的哲理，形成了在哲学表述中反映情感和语言诗意化、格言化的风格。孔子主张“文质彬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引孔子的话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知，孔子虽然“尚质”，但也不排斥“文华”，因而《论语》中记述的孔子的言论，往往是词约而义丰，言近而旨远，表现出语言形象隽永、具有哲理的风格。孟子重视“知言养气”，标榜“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己之所长。《孟子》虽然与《老子》《论语》一样也属于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一个主题来论述，但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由于孟子强调“知言”，便形成了自己的全面准确、精练平实的语言风格;由于孟子强调“养气”，又使他准确平实的语言具有情感激越、词锋犀利、气势磅礴的风格。庄子认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认为“言”是表“意”的工具，是“意”的外在表现形式，“意”是“言”的目的，是“言”的内容精神，因此《庄子》一书多以“三言”形式说理。所谓卮言即自然流露的语言，所谓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所谓寓言即寄寓虚拟的人或物的言语; 而寓言更是其文章的主干，其实质是在“言不尽意”的语言困惑中，试图用寓言形象来说明他所感悟到的又无法用抽象概念表达的道理。这就造成了《庄子》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诗意盎然的创作风格。荀子提倡“言必当理”，“多言而类”，即强调发表言论要以说理为目的，写成文章要有逻辑性，因而《荀子》中有代表性的篇什多表现出绵密严谨、恢宏浑厚的风格。韩非子的“文质”观强调所谓实而不华、文而有质。他说：“文，为质饰者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把质的自然、本色放在第一位，反对矫揉的文饰，所以《韩非子》中的文章在缜密透彻、犀利刻削的论辩中总是透出一种冷峻的风格。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先秦诸子对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的认知不同，造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个性的不同，从而表现为文学风格的差异。

两汉的文章，继踵先秦诸子，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下，汉代学者，特别推崇“春秋笔法”，出现了“尚简用晦”的主流文风。司马迁评价《春秋》称誉它“约其辞文，去其繁重”，评价《离骚》赞美它“其文约，其辞微”，正代表了“尚简用晦”的倾向。但是由于汉代学者一味模拟先秦诸子，如贾谊、晁错模拟《荀子》、扬雄模拟《论语》，所以汉代诸子文章风格特色不甚明显;直到东汉的王充，力反时尚，倡导“繁文”，与之同时更提出了文学语言口语化的主张。他说：“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论贵是而不务华。”“夫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闲指意?”这样，在王充的《论衡》中便表现出准确精练、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的风格，这在东汉文坛上可谓是独树一帜的。王充文风的形成不能不说同他对语言文字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