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前期北方: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
元代前期由金入元的北方文人学者和由宋入元的南方文人学者，他们学术趋向和诗文风格存在着明显不同。尽管北方文人学者之间、南方文人学者之间都存在差异，但区域的差异是主要的。
元初北方之学术，大致承金代而来。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说：“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与程学相比，苏学起码有三个显著特点：与程朱之学的辟佛老不同，苏学糅合儒释道三家，融通又庞杂;与程朱之学重在探讨天地义理、人心精微不同，苏学不尚空言;与程朱轻文不同，苏学重文。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东坡全集》卷九一)说：
孔老异门，儒释分官……我见大海，有北东南，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全集》卷首)叙述苏轼之学曰：
初好贾谊、陆挚书，认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涤悟实相，参之孔墨，辩博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
一般说来，翁氏的概括大致是不错的，但并不全面，并不准确。金代的学术是兼取北宋诸家而不主一家，“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司马之经济”(《静修文集》卷一《叙学》)都通行于天下。元初北方学者，如刘因、郝经、许衡等，都是以金代学术为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吸收了南宋朱熹理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北宗学术。显而易见，与反对辞章之学和排斥佛老异端的南方学术相比，北宗学术既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使北方文学能够保持与南方文学不同的风貌。
盛行于北方的“苏学”包括哲学和文学两大方面，而其哲学又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上，金代以宗苏为主流。与之对立的，在金代后期，是诗歌领域宗黄(庭坚)，散文领域主韩(愈)。表现在文风上，便是主平易和主奇崛的矛盾。这一矛盾，到金末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当时主苏的代表人物有王若虚等，主黄宗韩的代表人物则有雷渊、李纯甫。刘祁《归潜志》记录了他们关于文风主张的多次冲突。如卷八载：
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卷九又载：
王翰林从之尝论黄鲁直诗穿凿太好异，云：“‘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若道汉家二百年自严陵钓竿上来且道得，然关风甚事?”又云：“‘猩猩毛笔平生几，辆屐身后五车书’，此两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余尝以语雷丈希颜，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 ”
同卷还记王若虚对李纯甫的批评，说“之纯虽才高，好作险怪语，无意味”。其后经过赵秉文等人倡导宗唐与复古，文风变化，但奇崛重气与平易淡泊的分歧仍然存在，散文领域依然有主苏与主韩的矛盾，诗歌领域宗苏与宗黄的矛盾衍化为学李白、白居易和学晚唐卢仝、李贺的矛盾。至元好问出，集金代文学之大成，加上社会的大动乱，文风的矛盾一时不大引人注目。但元好问以后，在元初的北方诗文作家群中，原有文风的区别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元初北方代表诗文作家中，郝经、刘因、姚燧为一派，他们承金末奇崛重气之脉，诗学李贺，文学韩愈;卢挚、王恽为一派，他们接金末平易淡泊一脉，诗学唐代元、白，由元白更上追魏晋，文宗宋代欧、苏。关于他们诗文风格的论述，明清以至今人的论著中屡见，这里不再重复。我们要阐明的是元初北方文风形成的渊源。不管是平易一派还是奇崛一派，它们都与金源一脉相承并上接北宋，而并非像过去常说的那样，或仅得自元好问(如郝经、刘因、王恽等)，或竟是横空出世(如卢挚、姚燧等)。
由于卢挚、王恽文宗宋代欧、苏而诗宗唐并上追魏晋的文风追求和主张，与元中期虞集等人倡导的诗风文风相合，于是今天的研究者往往认为，卢、王与中期文风相互呼应，或竟认为卢、王对中期诗风文风有开启之功。其实两者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他们有着共同的渊源，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当然，元初北方文风在继承金代的同时也有变异，即带有时代的印记，如自信力的表现，对文化的反思与哀挽，以及崇实尚用等等。两种文风之间的关系，也带有时代的特点：在金代，两种文风尖锐对立，有时发生冲突，元初则呈相容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吸收。金代平易一派为主流，元初则奇崛一派为主导。但这种主导是暂时的，越到后来，越表现出向平易发展的态势，逐渐与元中期由南方文人倡导的平易正大文风合流。
窝阔台时，蒙古兵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理学家赵复被俘北上，在北方广泛传播朱熹之学，对北方学术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对北方诗风文风以及诗文主张，影响只是浅表的，未能对北方诗文发展的走向产生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