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调来源于曲调。唐宋时代大量胡夷里巷、乐师伶工之曲，经过人们依曲填词而转化为词调。盛唐时的乐曲汇集于玄宗设立的教坊。崔令钦《教坊记》所载三百二十四个曲调调名，约有半数后来衍为词调。“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李清照《词论》)据统计，唐五代所用词调为一百八十个左右，就产生于当时燕乐乐曲日益繁盛与广泛流行的音乐环境。《宋史·乐志》说北宋时。“其急、慢曲子几千数”。元燕南芝庵《唱论》总结当时词曲的盛况，有“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的说法。四十大曲见于《宋史·乐志》，是北宋时教坊所奏的大曲。三千小令则泛指唐宋以来传唱不绝、新声竞作的各类急、慢曲子。它们为迄今流传数以千计的唐宋词调提供了充足的乐曲条件。

但是词调与曲调是有区别的。曲调是一首歌词的音乐形式，词调则是符合某一曲调的歌词形式。“词以协音为先”(张炎《词源》)。词调就是以相应的文句、字声，与曲调的曲度、音声相配合，从而形成一定的体段律调而定型下来。由曲调转化为词调，关键在于是否有人按谱填词，把曲调的音乐形式转化为词调的歌词形式，使两者协调一致。词调的长短、分段、韵位、句法以及字声，主要取决于曲调，这是词调对曲调的依从性。然而，词调一经成体，它就可以脱离曲调，作为一种新的格律诗体而出现，这是词调对曲调的独立性。唐宋两代词人在依曲定体的基础上，借鉴前代诗歌主要是唐代近体诗的声律，精心结撰，创制了千百个各不相同的词调，使这种独具风度声响，有着完备格律的词体得到了充分发展。因此，一方面要承认词调的产生基于曲调，另一方面更要承认词调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创造。没有结构精美而又繁复多变的千百个词调，唐宋词的产生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

词调依曲定体，每个词调的构成，包括：一、调名，调名本来都是曲名；二、分片，以分两片的居多；三、句式，采用长短句；四、韵位参差，且有平韵、仄韵、转韵以及四声通叶等多种押韵方式；五、字声以平仄为主，间用四声。

现存千百个唐宋词调，是在长达四五个世纪的时间内，经过多种创作途径交流和积聚起来的，其组成情况异常复杂。就词调的来源与作者说，有来自民间的，有创自唐教坊、宋大晟府等官立音乐机构的，也有很多是词人们自度自制的。就词调的音乐成分说，有接近清乐的，有属于隋唐时胡部诸乐的。出于燕乐系统的，唐代燕乐与宋代燕乐也有所不同。就词调的句式说，固然以长短句为主，但部分词调保持五言、六言、七言等整齐句式。就词调的类别说，有令、引、近、慢诸体，还有转调、犯调、偷声、减字、摊破、改韵等各种变体。就词调的运用方式说，词调绝大多数是单独运用，单谱单唱的，但它们同时还用于歌舞、说唱、杂剧等多种艺术方式，其运用方式也就多种多样。如用于转踏、鼓子词的，是同一曲调的联章；用于大曲、法曲的，是同一宫调的多种曲调的联套；用于诸宫调的，则是不同宫调的多种曲调的联套。就词调的声情说，有清新绵邈者，有惆怅雄壮者，有风流蕴藉者，有旖旎妩媚者。宋人作词每重选声择调，以便调的声情与词的文情彼此吻合，但这种情况不很普遍。就词调的采择说，有些是常用习见的熟调，使用频率甚高，据《全宋词》的词调统计，使用最多的为《浣溪沙》(775)，《水调歌头》(743)，《鹧鸪天》(657)，《菩萨蛮》(598)，《满江红》(549)等调；有的则是仅止一词的孤调或僻调，在《全宋词》中凡有三百五十四调。此外，从王灼《碧鸡漫志》开始，考证词调的源流演变，历来也是研究词调的一个重点。有关托名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的真伪问题，不少论者就是从考证这两个词调创始于何时入手的。夏敬观《词调溯源》、任二北《教坊记笺证》等，都对唐宋词调的源流演变有所考订。